【福建有灵气、正气、清气】

 　　福建的山水真是好。中原内地多是一马平川，起伏也多是一些可怜的丘陵;西部则苍凉，或有着地连天般的高难;苏杭是秀气了，水乡的浓郁难以浇化开 大块;岭南的鸟语有着距离，不能让人心安。当然，中国各地都有风景名胜，只是个性化的喜好难为外人道。我喜欢福建的山水，自成格局，自有天地。

 　　我第一次到福建已是人近中年。作为一个走马匆匆的游客，尽管多数时候呆在都市里，却仍能感到自然的力量、美和友谊。天风海涛、街树野花、碧水丹 山，处处让人感觉到生命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中。甚至庙宇也让我称道，开放、平凡，不高高在上，立身于大地之上不局促，但也绝不浪费。福建让我重温或说发现了 自然，因此我在鼓浪屿、在南日岛、在厦大的校园里长久地徘徊，在刻着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巨大山石前流连。 

　　对一个地方怀抱亲切，一定有社会关系使然。是的，我的朋友郭玉闪、曾金燕就是福建人，这些优秀的中国人在福建生长，走出福建而在国家社会层面上 服务于我们。我到了他们的家乡，对其山水不免有一种谬托知己的自家人之感。其他，则是因胡少安先生而了解到福建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项南。项公的清 正、不幸都让人想起传统文明中的贤良，听说有人申请为其立庙以便祭祀。我们中国现代化百年，传统文明之道仍不绝如线，这尤其值得对现代化想当然而数典忘祖 的人们记取，我因此在《非常道》里写了项公的几则故事。甚至在北大经济学院的一次讲座上，我在最后提到了项南，把他作为社会改革其兴实速的例子。虽然至今 多数中国人被忽悠说现实的改进需要一两代或子子孙孙的努力，甚至他们自己也绝望地以为有生之年永难见人间大同了，但孔子的弟子们都明白数年即可变法变国， 儒家社会的贤臣名将们更是实践了数年间政通人和的民生民权之梦。项南主政福建不足5年，却让福建人念念不忘，也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一度逢人说项，以至 于一个河南的企业家想跟我一道去福建访访项南的遗迹。

 　　我是一个孤陋的人。这仅有的几个人物却足以让我对福建感觉亲切。它有灵气、仙气、神气、正气、清气，应接不暇的风物也并非江南那样的尤物易逝易脆，而是坚韧又柔和，敞开又自足。

 　　现代化的征服，使得很多地方的山水、树木、人物都死掉了。河流、花朵、人民都失去了精气神，无奈无采地数着日子。但福建的山水还是活的，活脱脱 活泼泼的。在拟人化的人性教育里，大概没有比榕树更恰当的树木能够时刻给我们以生命示范了。如福建人自己所说：世上有哪一种树像榕树，能把根长出地面;又 有哪一种树像榕树，枝繁叶茂、独木成林、气度不凡、大家风范?榕树象征希望，旺盛的生命力，开拓、向上、坚韧，等等。而在泉州、福州等地，圆寂半个多世纪 的弘一法师的精灵仍能触动我们，法师的书法，从真气淋漓的联语到临终遗笔，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慈悲和爱。慎之生前也说过，看弘一的字想哭，一个生命的波动 示意能够让另一生命以泪相酬，这是何等的正觉完善。

 　　我喜欢福建的山水，我相信山水的精灵仍在呵护我们、安慰我们。

 　　【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

 　　因缘际会，我决意离开消磨人的都市，卜居乡下，调养身体，看云发呆。我在南国高原，整日曝晒于阳光下。端庄地站立在阳光里该有多好，篷松地飘散 在惊风中该有多好。一天接受的阳光相当于在都市里一年的收获吧。迟到的中年投荒，因为身体生理对都市的厌倦把自己交给了乡野。当然，乡村并非桃花源。每到 赶集日，看到辛苦一生仍在劳作的老农们，看到他们因陋就简地在江湖医生那里治疗牙病、眼病、关节病等，就知道他们一代代努力的方向：城市化、现代化，今天 仍是他们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国家社会的现代要素，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产品，有时与其说是服务于他们，不如说是诱惑和收割。在这样远远追赶式的生存学 习中，他们没有积累，没有创造，没有个性，没有自信。他们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差序格局里半径最小的一格亲友圈中。

 　　我能理解今天的农民何以连一个茅厕都盖不好，也能理解他们任由村庄成为垃圾场。龚自珍也理解了一些问题，“中年才子躭丝竹，俭岁高人厌薜萝”， 那已是农耕文明的晚期了，而他眼里仍多是同类。直到今天，我们华文化的全体子民仍未找到安身的生存方式。在龚自珍之前，大唐帝国的诗人更少圣贤之心，诗人 说，他只对风、云、雨、电感兴趣，他需要的是聆听天籁，是感觉自然与身体的碰撞。这对今天的我们显然是奢侈了。帝国的才人们不需要创造即可享受，不需要付 出即可体验。今天的中国人却得从头开始，从蒙昧中开始生命的全部演进史。

 　　这种最可痛惜的生存状态，让人坐忘的山水仍不能给予全部的轻松。一如年轻的朋友“骇”过之后仍无路可走。良园虽好，非久居之地。中国之大，何处 能安下我们的身心?作为中国人，我知道我们的历史有着三五年即“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文化力量，也知道“一年成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生存示范和文 明成就，但今天的中国人却跟文明的安慰遥遥无期。

 　　我就这样在乡下开始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2008年清明节前，少安先生找到我，说是项南的纪念亭在福建落成了，问我有无兴趣去看看。我当然有兴 趣，只是未能成行。我知道这一盛事凝结着夏蒙先生的心血，这个有历史感的同龄人很早就为项南记录、保存了不少影像资料。项南去世后，夏蒙更是多方奔走，向 人们介绍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成就，最终使这个共产党人走进了中国史。从饶宗颐、潘主兰，到陈建霖，到夏蒙、胡少安，这老中青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又是在 延续中国文化，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表达中国文化的当代品格。

 　　一两个贤臣廉吏挽救不了一个王朝，但对特定时空中的黎民百姓来说，他们生存的改善往往依赖于前者。这是我们文明至今的事实。

 　　当少安先生邀请我再去福建做神仙游时，已是深秋了。我跟几位前辈、朋友坐车到连城，参观了纪念项南的碑亭。碑亭在冠豸山上，由新加坡华侨李陆大 先生捐资兴建，陈建霖先生设计，汉唐风格。大理石的碑石上刻着赵朴初的《项南同志哀辞》，据说是赵朴老在听说项南去世后书写的，“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 识。意态惊英发，言辞喜真挚……”200多字一气呵成，神完气足。项南生前喜欢王冕的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纪念项南的“清气亭”三个 字，是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书写。至于亭柱上的楹联，出自已故大书法家潘主兰之手。 我们在碑亭间流连，似乎跟文明史的某种东西相惜相恋。起项南于九泉，他一定对历史的这种厚爱稍感宽慰。

 　　【自称武夷山“狗官”的那个人】

 　　为项南痛哭的非止一人。10年前，项南病逝的消息传到福建，有一个人正在车上，他叫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后对着北方，双膝跪地，痛哭失声，司机劝阻半天而不能止。

 　　这个人就是陈建霖。少安一再向我推荐，希望我能会会这个奇人。据少安介绍，这个人是武夷山的大功臣，自称“狗官”，一条“看山狗”，谁要破坏武 夷山，谁要在山上砍树，他就咬谁。陈建霖一辈子都在武夷山生活，只要在武夷山，他就每天骑车几十公里上班。他还徒步走遍了武夷，山上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 从“文革”到1980年代开放、1990年代的经济大建设，陈都为保护武夷山的树木耗尽精神。自1980年代起，陈建霖就是作家记者们的好素材，像徐刚的 《伐木者，醒来》中就写到了陈建霖。

 　　这么一个名人仍窝在武夷山。少安说，不要以为陈建霖只是别人笔下的对象，外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类似义务护林工一样的公务员，一个有点儿偏执的退 休老人。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书画、木刻、设计，样样来得。甚至不要以为他只是地方上的名士奇才，他的资讯并不短缺，读书多，对时政同样有及 时性的关注。陈的交往也广，从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到贩夫走卒，他都有好朋友。这让我对陈建霖有着长久的猜想，他算哪一类人：行动力强的艺术家、艺术天 分高的公务员、山中国士、对富贵有着另类性格的土财主、愤世嫉俗者、怀才不遇者、名士、英雄…… 

　　第一次到福建因缘不够，与陈建霖失之交臂。这一次少安做足了准备，并出人意料地把郑仲兵、李洪林诸公拉上，我从福州赶到厦门跟郑老师会合，真是意外之喜。我们在厦门逗留半天，一起上武夷山。

 　　晚上的武夷山，不算寒冷却也凉得可以。在机场出口，看到少安跟人打招呼，想到这就是陈建霖，不觉莞尔。陈的长相太像丁聪笔下的人了，只是小丁漫 画到了陈建霖的头脸，使这个退休的老人显示着一种奇气、拗气。他已经68岁的人了，比郑仲兵老师只小一岁，但显然他的身体要比郑老师好得多。

 　　陈建霖把我们接到宾馆休息，一路上充当导游。陈的说话极快，像没经过脑子，随时随地随人的问话脱口而出。他的声音高亢，中气十足中又显然受过伤 害，一种自残式的伤害，一种内心经历过极多极大隐痛的结果，但凄凉中绝不雅驯，而有一种冷眼向洋且占有式的决绝，一种最高判决式的苍茫。他说城市街道，说 领导人一级保护的待遇，说题词者与造假者共创的面子和谐。这个孤独的老人像雅典的苏格拉底，似乎只有不停地言说才能宣泄他的孤愤，才能让只揭开了冰山一角 的真相留住。

 　　第二天，陈建霖接着做我们的导游。听讲他的经历，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开始的孤军奋战，跟时流抗争。破四旧、毁文物的时候，他想办法从农民、工人 手里，从工地上把石碑、牌坊、石龟、佛像等抢救下来。毁林的时候，他向农民、村干部、政府官员哀求、下跪，能救一棵树就救一棵树。他求一个农民手下留情的 故事广为流传，身上仅有的5元钱不够，又跑回家拿出60元给农民，只是为救一棵松树。 

　　这样的成就当然有限。他亲眼见过无数的四五人合抱才抱得住的百年、千年樟树，今天只剩下几棵了。说起他年轻时眼中的武夷山，陈建霖几乎只剩下感 叹。1980年代，当时的地方政府要盖大楼，嫌政府大院里一棵900岁高龄的大樟树碍事，决定砍伐。陈建霖疯了一样四处告状、求援，为树请命，并拉来建筑 大师杨廷宝帮忙。我们这次参观了这棵大樟树，高大苍劲，树冠宽阔，其绿荫足以覆盖五个篮球场，成百上千只小鸟在上面嬉戏、鸣叫。 

　　因为这种几十年间的社会破坏，原来可以走船逆流的九曲溪水已经浅得可以，只能划竹筏顺流了。但是，陈一生与武夷同在，他有限的努力仍结出了可观 的果实。自1980年代以来，以旅游为中心目标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武夷山的开发，而作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的基建科长，陈建霖有了用武之地。他设计了不少旅 游路线，把武夷山变成了一个园林景区。而许多材料，都来自于他当年的收集…… 

　　20多年前，项南也为陈建霖感动过。当时的武夷山像天生丽质的仙子，任由社会上作践，以至于项南学会了陈建霖的巧言，去劝说农民，不要再砍树 了，树就是大王峰的衣服，你砍了树就是把人家的裤头扒了。由此可见当年的蛮化，而今大王峰附近的山水如园林，远近皆可观，远观山川之秀，近看人文匠心。这 一切，都跟陈建霖有关。

 　　我以为陈建霖做基建时是他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问时得到的回答却不是。陈一生没有舒心过，他对武夷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保护了一辈子的武夷 山，但武夷山却被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如今，除了黄岗山一带的自然保护区还有原始森林的风貌外，其他地方，已不能用森林相称了。山上虽然还有树木，但合 抱之木已寥寥可数。陈建霖说：“就算是砍一半留一半也好呀，可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砍得精光!”虽然我们眼中的武夷算得上山清水秀，而且武夷山已被联合国批 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但善言的陈建霖说：“全世界都在走后门!”

 　　的确，陈建霖的善言给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善言不是乖巧，而是幽默、辛辣的讽刺，含泪的笑。据说他当年就把项南说笑了，项南 无可奈何地批评他：你这个人，就是嘴快。他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上级或中央来人时，会有官员提前把他“监护”起来，以免他向人告状。我们能想象陈建霖经 历了这么多，而出口愤激又幽默的原因。陈建霖也把我们说笑了，一向方正、清严、不苟言笑的李洪林老人被陈建霖说得开怀。而一生愁苦、命蹇的郑仲兵也被陈建 霖引发，童心十足。 

　　陈建霖说每个北京人都是一个小吸尘器，他欢迎大家来武夷山新陈代谢。看着陈建霖上下坡行走如飞，我问他检查身体有什么高指标。陈答，什么都不 高，就是工资高了。原来他的基本工资多年都在500元左右，退休之后反而有所增高。陈在前面带我们逛景区，他接一电话，答之：“哦，我在哪里啊，我在太平 间啊，你要过来吗?”这样的话几乎把我们笑坏了。路过一处房地产项目，看着三四层高的独栋别墅，陈建霖说，犹太人居住点。经他一说，我们明白过来，可不是 吗，中产阶级或富豪们的休闲豪宅栋栋挨在一起，跟山水完全不协调，倒像是示众的材料和受监控的对象。

 　　陈是性情中人，杨继绳的大著《墓碑》出版不久，他看了一晚上而多次流泪;但白天仍坚持陪我们。陈又是目高于顶放言无忌的。当年项南到武夷山，拍马者请项公写字，陈当面指责，并说项南非书家;到项南倒霉时，陈预感有领导要来把项南的题字毁掉，而提前藏好，果然如是。

 　　对我们来说，陈是朋友，是英雄战士，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更是神仙。我们去陈家，看他的书画作品、木刻作品和收藏，那是真正的文化、历史和中 国啊，那么多的东西几十年间就与陈建霖为伴，相依为命，那些东西连同他的盆景，可以做一个私人博物馆而有余。我们也算是有过阅历的，李洪林、郑仲兵、胡少 安等先生更见过不少好东西，但在陈建霖的作品和收藏面前，只能无言地感叹。许多作品，都是陈建霖在孤独中做出来了，他看到一块石头捡回来，用几天时间刻出 一个实用又美观的面盆，一块木头在他的手下就是仕女、观音等美好的象征，一棵树根则变成了达摩、孤僧……当他的同龄人多在紧跟时代的时候，当人们多在战天 斗地、发财致富、追求社会成功的时候，陈像一个集英雄和艺术心性一身的神灵，静观时代和世人的迁移，默默地为同胞、为世界创造并保存了美好的事物，创造并 保存了天人价值。他从未想过把一生的所有拿出来变现，他是淡泊的。给他几捆钱扰乱他的心性和生活，不如与他安静地在武夷山上喝上半天茶。他的享受就是在武 夷山上喝茶、聊天、读书，他恋恋不已的是武夷山水。

 　　【项南、陈建霖的价值示范】

 　　尽管那么多的记者、作家写了陈建霖，但像历史一样公正地还原他的人并不多;如同今天的中国对项南、任仲夷等人的态度一样。历史正义和文明正义还 未全面现身。李洪林的感慨是对的，陈建霖的意义远非一个环保者一个文化人一个公务员所能概括得了。陈的人生成就可能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发掘和明认。正像张謇 跟南通的关系、卢作孚跟北碚的关系一样，陈建霖的起点和条件虽低，却也以一生的努力印证了个人与地理的关系。按传统文史学者们的笔法，人们纪传陈建霖，将 称其“陈武夷建霖先生”。这个人间的神仙，如果有墓志，那应该是可以慰人慰己的，比如，“命乖粗完一生事，无愧身伴武夷灵”。

 　　我相信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和相互认知，他们的人生才在最孤绝中也有着安慰。我们经常为某些人惋惜，说他没有活过漫漫长夜。但实际上，中国文化从 未以类似末日审判的尺度来评判人生。新天新地的神话扫荡了前人的历史和芸芸众生的意义，人人以为只有活好今天、活在“明天更美好”的时代才值得。今天的中 国人甚至多以活一天享受文明的新生活为荣：如果新的技术、新的享受、新的政治生态还未来到就倒下了，那真是死不瞑目;如果以现时的财富、权贵、名声等尺度 来评判而不能及格，那真是人生的失败。

 　　但文化中国从未丧失它的品质，在社会衰败面前，中国的文化人、贤良大臣、山中野夫，仍以自身的光热温暖了世人。我的福建之行见证了社会转型中的 价值示范，这种社会转型，有许多称呼，乱世、道德失衡、价值失序，很多人以为这种时代的人生就是随波逐流，就是人云亦云。但夏蒙、胡少安、陈建霖们却示范 了道理、礼仪和一种永恒的历史价值。无论是项南纪念碑亭，还是武夷山的陈建霖足迹，还是潘主兰的书法艺术，都是民间的力量显示了当代弥足珍贵的文明。礼失 掉了，文明不见了，请以文明来说服人，这些民间力量就是文明，就是礼仪。

 　　我相信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孤苦的中国人有着至上的尊严，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自觉，如项南、任仲夷……我相信他们走得安详，一如潘主兰为项南写下的挽联：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