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镜头下的国民党军队

    尽管史书的叙述语言基本控制在客观陈述的风格之中，但我在本书对每一场会战简单陈述的语句后面，都听到了嘶哑的喊杀声，都看到了赴死的激昂或绝望，往往一句话之间，就是成百、上千人的死难

    近日读完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年）》，有一个突出的感慨是：只有真实全面地书写这一段苦难历史，才能够告诉人们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这个民族是值得后代骄傲的。

    阅读此书，最突出的印象是八年间大小“会战”无数，每战皆为尸山血河。尤其是战争初期，往往有死守孤城，格斗肉搏，全军与城同殉的惨烈。比 如写到1938年太原会战中保卫山西原平之战：“守军与日军血刃苦战，每一家屋之侵占，均使日军付出极大代价，最后仅留3院，犹与日军死拼。激战9昼夜， 该旅官兵牺牲殆尽，旅长姜玉贞于此役成仁。11日，原平失陷。”——这些战役构成了这部史书的主体，并且得到了充分的评价。比如，“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 队抗击日军四个多月，延缓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有利于国力重心的西移。徐州虽然失陷，但日军歼灭徐州地区大批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落了空。”“保卫武汉之会 战，大小战斗数百次，迟滞了日军前进，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基本上完成了掩护人力、物力从武汉向西转移撤退的任务。” 

    正是这些将无数中国军人生命填进去的“大兵团作战”，为保全我们的国家不亡、民族存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如果不知道有这些“会战”， 人们可能真的会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等”来的，是苏联红军或美国的原子弹“救”了我们，而我们自己的先辈不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

    每场仗、每个人都不能漏掉，否则，他们就白白地牺牲了

    尽管史书的叙述语言基本控制在客观陈述的风格之中，但我在本书对每一场会战简单陈述的语句后面，都听到了嘶哑的喊杀声，都看到了赴死的激昂或绝望，往往一句话之间，就是成百、上千人的死难——死亡的形象如在眼前。

    是的，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存续和后来的光荣而牺牲的中国军人，在这本书中成了历史叙述的主体。而在过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描述中，他们的牺牲 都在“躲到峨眉山上”这样一句修辞化的表达中化为乌有——那是我小的时候所听到的历史叙述。它实际所指的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 （某大型舞蹈史诗的朗诵词就有“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之语——编者注）

    没有这样的“峨眉山”；那些抗战的军人们也没有死在“峨眉山”上。他们死在淞沪作战、江阴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 中条山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之中，死在“峨眉山”下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死在大江南北的中国土地上。“躲到峨眉山上”，这句用来描述蒋介石不抗战的修辞 化表达，却遮蔽了抗战的真实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陈述来不得修辞。真实的历史需要一笔一笔地写，每场仗、每个人都不能漏掉。否则，他们就白白地牺牲了。

    《沙家浜》里刁德一的“汉奸部队”其实是抗日游击部队

    读这本《抗日战争（1937-1945年）》，我才知道，不要说正面战场的“会战”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即使在“敌后”，国民政府在 全国各地也有着游击部队。比如：“江南失陷后，江苏省政府迁往苏北。第89军军长、第24集团军代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留苏北地区坚持抗日游 击……”“杭州沦陷后，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国民抗战自卫团，在浙江省内杭嘉湖地区和浙 江省西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其第五支队于1938年曾收复海盐县城，克复吴兴县新丰镇。”

    有意思的是，在本书对江南抗日游击武装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在样板戏《沙家浜》中听过的部队名称：“忠义救国军”。在那出戏里，“忠义救 国军”就是胡传魁、刁德一的队伍，是一支“汉奸部队”。而在这部史书中则写道，它是“由军事委员会军统局长戴笠任总指挥”的抗日游击部队。作为“军统”头 子的戴笠，在抗战后主要以共产党为敌，在抗战中则主要是暗杀汉奸的。

    实际上，我读此书才知道，在“峨眉山”下，不仅有着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集团军和游击部队，也有着不断迁移治所、游动状态的地方 政府。“1937年，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发布通令，要求战区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切实坚持守地抗战。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 工作；如此乡再陷，则再迁往另一乡区，‘但期有一寸之地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涣散，工作决不中断……’这一命令的发布，对于战区与沦陷区各地政府尽 量坚持在原地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对“正面战场”的客观陈述，在这本史书中，“国民政府”和它的决策部署才能成为这本书叙述的主体。

    当然，从淞沪抗战到徐州会战，再到武汉会战，如果用修辞化的表达来说，你也可以说是“节节败退”。要不怎么会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呢？实 际上，这个词正是过去讲历史时用来描述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的。但是，读了这本书，知道了每一次战役死了多少中国军人，战役结果又换来了什么，我想， 我们也许就不忍使用这个词了。至少，这本书没有使用这样的修辞化的概括。

    只有真实的历史叙述，才能建立对民族的骄傲和信心

    这本书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也有令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对1945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价是这样的：“中 苏条约是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在抗战即将胜利结束之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得不向另一个战胜国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这也是反映出作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其 实并不能被其他三强平等相待，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过“轻”的评价。这个条约之所以能够签订，本书已经写得清楚：完全是因为“蒋介石谋略以放弃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来换取苏联在以下三个 方面给予回报”——其中之一是：“（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而支持国民党在战后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正是因为“担心苏联会收回原先的承诺，转而支持共产党 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而不得不让宋子文“权宜处置”的。这是党争误国（乃至卖国）的明证，是把党的统治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明证，根本就不是国家强大 不强大的问题。

    阅读此书的最后一夜，我读得心情激动，难以自已，一直读到凌晨。我感受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历史叙述的当代价值：我们只有在真实的而不是因遮蔽而半真半假的历史叙述中，才能建立起对自己民族的骄傲和信心。

    我们现在也仍然需要这样的民族自信。

    在此，我抄录一段曹聚仁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刊于扉页上的“我们的献词”：

    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 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大战中的任何国家。我们抵抗暴 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独立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 来了，大家震于原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出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 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因，全由于“原子弹”。

    编者注：《中国近代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2009年9月1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 （1937-1945年）》是第九分卷。作者王建郎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作者曾景忠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