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摄影师周雁鸣在微博上爆料称，《大众电影》杂志现在发行量“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和广告部，生存堪忧——也许人们不会再想起这本曾经发行近千万册、全国哄抢的杂志。

 

　　如果不是影星刘晓庆也在微博上说，创刊61年的《大众电影》要停刊了，也许人们也不会关注，八卦新闻满天飞的时代里，一本老牌杂志和它背后时代的起伏兴衰。

 

　　虽然后来杂志社官方出面澄清，杂志确实经营不善，但还不至于关门——围绕一本薄薄的《大众电影》，几代人关于电影的青春记忆，还是伴随着一场争议，重启尘封。

 

　　1950年创刊

 

　　1950年6月16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这是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初为半月刊。创刊号的封面，是电影《团的儿子》主角小男孩的剧 照。曾任《大众电影》副主编的唐家仁回忆：“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本创 刊号在收藏市场上据说已经炒到了千元以上。

 

　　藏有这本杂志的读者，应该看过内文介绍的那些主旋律电影：《列宁与十月革命》、《大战海南岛》、《小英雄》……陈旧的纸页间，影评人与电影人共话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光辉前景，其乐融融。创刊号还有四幅广告，分别是综艺照相制片社、三联书店、定额储蓄存款、四明银行。

 

　　初期的《大众电影》对外国电影也有推荐，其中以苏联电影为最多。“文革”前中国引进外国影片的数量达857部，苏联电影就占到了近一半。 《大众电影》编辑在杂志上答读者问时说：“我们认为苏联影片不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是要向他们学习的，不论在思想上艺术上，苏联都是我们的老大哥。”

 

　　杂志出到第四期，女演员秦怡登上了封面。她主演了电影《农家乐》，成为第一位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内地女演员。不过当时上封面还没有后来那么风光，秦怡的照片虽然作为封面，名字却没有标注。

 

　　1952年停刊

 

　　《大众电影》创刊那年，电影《武训传》拍摄完成。这部电影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讲述出身贫寒的武训几十年行乞卖艺、积攒善款、筹办义学，期间历经各种曲折和艰辛，但始终矢志不渝。

 

　　《武训传》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朱德热烈地握着导演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赵丹的妻 子黄宗英也在电影里出演了一个角色，她回忆当年：“放的时候，大家伙都说这片子太好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站起来向我们鼓掌，等于武训办学的精神好象值 得我们学习，我们以为要得毛泽东奖章呢。”

 

　　《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当年的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赵丹随后在《大众电影》上发表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一共连载了7期。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 社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 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 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紧接着，有关批判《武训传》的大量文章见诸报端，新中国第一次思想文化大批判的序幕就此揭开。同一时期被指名批判的电影还有同样陷入政治漩涡之中的《荣誉属于谁》和《清宫秘史》。

 

　　作为《武训传》最初的有力支持者，《大众电影》无疑也感受到种种政治压力。唐家仁回忆：“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当然卖 出去的就没有办法了。”1951年第22期《大众电影》开始辟出专版对《武训传》批判，随着形势的严峻，杂志在1952年初被迫停刊，接受整改。直到当年 5月，才得以复刊，并“依照上面的安排”，从上海迁到了政治中心北京。

 

　　对《武训传》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生产量从1951年开始严重下跌。1950年生产26部影片，1951年仅有1部，1952年4 部……电影制片厂没有活干，老百姓也看不到新片。当年负责上海电影和文化工作的夏衍，四十多年后回忆《武训传》批判后电影界的情景：“剧作者不敢写，厂长 不敢下决心（拍影片）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片保平安。”

 

　　1966年休刊

 

　　批完《武训传》后，文艺创作的氛围逐渐变得紧张，《大众电影》的内容也往往招致批评。1958年第12期的《中国电影》就登了篇《“大众电 影”的封面和封底》的文章，署名“罕见闻”的作者在文中频频质疑，谈到《党的女儿》时说：“对党的忠诚，交党费的一场成为极为动人的一幕。可是‘大众电 影’却偏偏刊登了小妞在舞台上唱兴国山歌一场，从这封面怎样使人看到玉梅——党的女儿英勇形象呢？”

 

　　随着中苏关系开始交恶，从1962年开始，苏片剧照便彻底退出《大众电影》的封面位置，直到1964年最后一部苏联影片引进中国，读者再也没有看到一张苏联电影剧照出现在封面上。《大众电影》从1961年开始改为月刊。

 

　　紧接着1966年“文革”开始，整个中国都被红色洪流席卷，一本杂志自然不能幸免。1966年第一期封面是《胜利在望》，封底是《红色背篓》，内文一口气介绍了《工业的新跃进》、《红色邮路》、《前进中的新疆》等近十部红色电影。

 

　　到了这年的第四期，电影也不重要了——封面是新华社稿件《毛主席和工人们在一起》，内文转载《人民日报》文章《违反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坏影 片》，这“坏影片”说的是《兵临城下》。还有很多页码用来批判《赛金花》：“剧本吹捧汉奸妓女赛金花，不仅格调卑下，而且也暴露了作者对历史上落后、消 极、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积极、革命的东西，采取了黑白颠倒的态度。”1966年5月，《大众电影》除了几个彩页剧照，没有介绍任何影片，只有批判，再批 判。

 

　　这就是建国初期到“文革”，一本文艺杂志的亮相。从创刊到1966年6月休刊，《大众电影》共出刊306期，其中以毛泽东做封面九次，列宁 出现六次，斯大林出现五次，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各上封面一次。中国人登上封面共201幅，149幅是各类工农兵英雄的形象，这一时期的 《大众电影》堪称是“英雄照”时期。

 

　　无休止的批斗开始了，而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在上海电影局大院的批斗会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被打了红叉的《大众电影》铺了一地，被批斗的“黑帮”站在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台下的“红卫兵”小将们则津津有味地翻看着《大众电影》。

 

　　也在这一年，第三届“百花奖”被黯然叫停。北京的电影家协会、电影出版社大院，大量的《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以及电影书籍被装进大卡车送往垃圾场等待销毁。十年动乱之后，在电影家协会的库存里竟找不出完整的一套《大众电影》。

 

　　1979年复刊

 

　　1979年1月，《大众电影》复刊了。副主编崔博泉是这本杂志的实际负责人，和他一样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有二十多个，其中不乏北大、人大、中 央美院等名校的毕业生。编辑杨国为了来《大众电影》，放弃了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的机会。编辑邹建文跟文学界和电影界都很熟，能直接向王蒙、艾青、刘心武等 名家约稿。

 

　　“文革”过后，当时的文艺刊物屈指可数，《大众电影》形式活泼，画页很多，是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对读者来说仿佛久违的甘霖，深受欢迎，复刊首印就是50万册。

 

　　这些年轻人果然能折腾。1979年第五期封底用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剧照，画面是王子和灰姑娘在华丽的宫殿中接吻。编辑部很 快收到了许多愤怒的读者来信，比如新疆建设兵团的宣传干事问英杰在信中说：“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 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这封信后来原文照登在《大众电影》上，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差不多半年时间，编辑部每天收到几麻袋来信，正反意见都有，崔博泉干脆在杂志上开了专栏“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

 

　　《大众电影》火了。

 

　　这本杂志赶在整个中国醒来的时候醒来，长久压抑人性的国人，在谈论电影时找到了爆发的出口。一些当时看来很敏感的话题，都藉由《大众电影》 波及社会，比如“影片应该如何表现性爱”、“影片中能否展示裸体”、“电影是否应该进行分级”等等。刘晓庆、潘虹、斯琴高娃、张瑜、陈冲等当红女星都多次 上封面，也刺激了杂志销量。登上《大众电影》封面次数最多的是刘晓庆，一共六次封面两次封底。《大众电影》1981年单期最高发行量达到965万份，创下 中国现代娱乐休闲文艺类杂志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美国著名杂志《读者文摘》。

 

　　现在想来，这是《大众电影》最好的时光，也是整个国家春潮萌动的时光。就在《大众电影》复刊的1979年，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 于3月份在央视播出；也是在那一年，北京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在画家袁运生几乎被人认为是流氓的同时，能走得动的北京人差不多一 半都大老远跑过去看了；皮尔·卡丹组织了12个法国美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了第一场时装秀；国家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

 

　　紧接着，邓丽君来了，罗大佑来了，佐罗也来了，加里森敢死队来了一半又被赶跑了。就在《大众电影》创下发刊纪录的1981年，琼瑶，这个 “毒害”3代青少年的华人女作家携《窗外》、《在水一方》、《聚散两依依》等泪弹言情小说席卷大陆的痴心男女。许多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就是跟着琼瑶学会谈 恋爱。那是个多么青涩又恣意的时代！

 

　　80年代辉煌

 

　　上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既带有“文革”的烙印，也有改革开放催生的启蒙与反思，这两种思潮常常在一本杂志上交织，有时会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电影《苦恋》于1980年底完成拍摄，有观影者赞美全片像诗一样的含蓄隽永，《苦恋》（后改名《太阳和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侨居海外的 成功画家凌晨光，在新中国诞生后执意举家回国，“文革”时却历经政治运动迫害，被迫逃亡，靠生鱼、鼠粮为生，最后饥寒交加，死在了雪地里。《大众电影》在 1980年第11期的封面登出《苦恋》剧照，给予重点推荐。

 

　　片中女儿对凌晨光说，“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台词在审片时，让文化部的干部们一片缄默。后来还有领 导干部看后，把片尾荧幕上打出的省略号解读为：“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6炮”。作家曹禺也称：“我从没见过这样攻击祖国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 在银幕上。”

 

　　1981年初，《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电影《苦恋》获 得大部分与会者的肯定，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就被赞扬的人打断，主持会议的人几乎不知该如何收场。最后文化部给出意见：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影片《苦 恋》被列入禁片，至今不得见天日。

 

　　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是阿城的父亲，阿城曾向父亲请教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钟老答：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 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有意思的是，在内地掀起批判《苦恋》的风潮后，时隔一年，台湾的电影人用白桦的原剧本将《苦恋》搬上银幕，由归亚蕾、钮承泽等主 演，当年还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影的提名。

 

　　1980年，《大众电影》还恢复了一项带来持久声誉的事业，就是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从那时起，每年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百花奖”的选票 也夹在《大众电影》杂志里，送到千家万户。编辑部随后会收获成麻袋寄来的选票，读者们乐于行使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来决定一个电影奖项的归属。最多的 一年，选票共有280万张。

 

　　1982年，第五代导演带来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大众电影》无疑是电影圈的核心。崔博泉每周都带着编辑记者去约导演、演员们到后海吃 饭，刘晓庆、唐国强都是这个“电影沙龙”的常客。1985年张艺谋拍摄《红高粱》，记者辛加宝和张艺谋同吃同住半个月，采访到很多幕后故事，杂志摄影师周 雁鸣还成了巩俐的私人摄影师。

 

　　1986年，《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旗下还有《电影画刊》和《中国电影报》，采编人员增加到三四十人。崔博泉出任第一届社长，他接过两个 著名的电话：一个来自黑龙江某地区，对方开口要订七十万份杂志，崔博泉吓一大跳，在全国调用13家印刷厂赶印杂志。还有一个电话来自派出所，因为那天北京 六铺炕邮局门口一千多人排队抢购《大众电影》，有人喊了声“卖完了”就引发了骚乱，人们翻过邮局的铁栅栏去抢杂志，踩碎的钢笔和手表满地都是。那一期的封 面女郎，是斯琴高娃。

 

　　90年代转折

 

　　1988年第一期《大众电影》封面是女星张晓敏的露脐照，又引发了一次轰动，不过声势已难比1979年那期“接吻照”。社会风气在开放，读者们对大尺度照片越来越见怪不怪。

 

　　崔博泉接手这本杂志时已年近半百，到80年代末，他年事渐高，慢慢淡出杂志社的日常管理。新任主编蔡师勇奉行“学者办刊”，不喜欢采编人员 整天和演员导演们打得火热。这本与业界和市场接轨的杂志，逐渐变成以约稿为主，出现了很多严肃的电影理论研究文章。知识性大增，娱乐性大减，读者并不买 账，杂志发行量从巅峰时期的八九百万册，滑落到每期二百万册左右。

 

　　另一个促使《大众电影》走下坡路的原因，是电视剧的井喷。《红楼梦》、《渴望》引得万人空巷，《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港台电视剧的引 进，也分流一批喜爱武打电影的观众。《大众电影》顺应潮流，开始介绍电视剧演员，陈宝国、凯丽等人都出现在封底或内文彩页上，1991年2月号还开辟专栏 讨论“刘慧芳现象”。

 

　　进入90年代，国产电影迷失了方向，持续低迷，市场上充斥着一些极其恶俗的所谓动作片，《大众电影》的生存环境也随之恶化，发行量跌破一百 万册。1993年中影的影片发行垄断权被取消，1994年首部进口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引进，国外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大片开始占据中国观众的银幕，国内的电 影制片厂几乎拍一部赔一部，杂志只好寻找其他噱头，努力留住读者。1993年2月号封面是主演《大鸿米店》的女星石兰，酥胸“大”半露，突破了当时市面上 几乎所有杂志的最大尺度，也带来了《大众电影》发展史上最后一次脱销，有些书摊的摊主声称连续进货四次——但是，没有太多非议，更没有什么争鸣，整个社会 裹挟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前进，人们已经无暇顾及一本杂志上裸露的女人。

 

　　到了二十世纪末，《环球银幕画刊》、《看电影》等新兴电影刊物加入竞争，电视、网络媒体的发达，使得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不再有一本杂志可 以垄断一个行业的公众资源。《大众电影》依然坚持黑白印刷，只有寥寥几个彩页，内容也还是主要推介主旋律电影，承载中国电影特有的宣传教育功能。尽管杂志 从2002年起恢复为半月刊，但时光一去不回头。墨守陈规的坚持，结局可想而知。

 

　　2011年没落

 

　　今年年初，崔博泉终于离开北京，离开他奋斗三十多年的杂志，回到上海安度晚年。80多岁的老社长，对着门庭冷落的杂志社放声大哭。他不会想到，几个月后自己和这本杂志，会再次回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现在我们大概知晓了一切：《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在微博上公开了杂志社的现状，证实《大众电影》确已风光不再，每期发行量只有三万册。杂志社负责发行工作的只有一个临时工，有人买杂志，他就给人家寄。编辑和记者的办公室，则经常大门紧闭。

 

　　未来仍是个悬念，业内人士纷纷支招。导演高群书表示愿意接手《大众电影》：“我是看《大众电影》长大的，这几年这本杂志发行不好，没落了特 别可惜。它应该既是一个潮流刊物，又是一本权威杂志，还应该有一些对电影业的审视。如果我来办杂志，会做好市场调查，做出一些改变。”影评人程青松就在影 协大楼里上班，对《大众电影》更加熟悉。他认为曾经独家披露电影花絮的《大众电影》，现在论时效性已拼不过新媒体，倒不如与新媒体合作，改革营销模式， “现在办电影杂志都不容易。”另一位影评人韩浩月则主张采编人员应“大换血”，发挥影协的资源优势，做更加专业和权威的电影杂志。

 

　　然而，这些纷纭的现状，都与《大众电影》当年的老人们无关了。90年代改变办刊风格的主编蔡师勇，在2008年锒铛入狱，罪名是“私分国有资产”，获刑四年。而一手办起《大众电影》的“老人”崔博泉，只留给这本杂志一声喟然长叹。

 

来源: 《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