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总府街，1911年春。（美）路得·那爱德摄，来约翰提供。
文_杨早（文化学者）
辛亥逸事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敬请垂注。
舵把子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帮会头领）。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说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1911年9月7日，四川谘议局领袖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二百个铜钱到二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钦，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 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 变。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 没收了少城（清政府为八旗兵及其家属专门修建的“城中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
端方，川汉、粤汉铁路大臣，辛亥革命中被起义军所杀。
端方之死
民初社会传闻：端方花了四十万两白银买得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一职。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两宫葬礼时派人摄影被罢斥后，急谋起复是事实，但他难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风潮如火如荼，此时督办路事，是一块烫手山芋？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队伍终于离开北京。因为怀着极大的疑惧之情，端方走走停停，本来自北京到武汉火车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汉。
比起其势汹汹的四川绅民，湖北各界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而武汉三镇比起已全面罢市的成都，也要平靖很多。然而赵尔丰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严令端方入川查办，端方回奏力辞，朝廷再严令，怕川人武力暴动？给你兵队，而且派军舰护送入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处地方，都要向内阁或盛宣怀发电，叹苦经，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万县，停在重庆，等路潮出个结果再说。
然而朝廷并没有放过他，不仅连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变之后，于11月6日谕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将整个四川的重担都压在了他身上。
有史料显示，在知道武昌事变、湖北独立的消息，又有流言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之后，端方确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在大变动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认为赵尔丰已经失去民心，朝廷又无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举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举为四川总督，甚至四川独立后的军政府首脑？
他曾派刘师培等人潜入成都探听消息，但回音很不乐观，据说赵尔丰已经做好准备，端方一到成都，就会被软禁起来，连地方都预备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来，沿路补给相当困难。命运将端方送到了资州，也留在了资州。
资州离重庆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进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没有自立军活动，比一路上的滋扰不宁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来。
端方家丁说：“每到一处，绅商学界以及匪徒皆悬灯结彩鸣鞭，各户换粘新对，欢迎数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这不免有点儿往端大臣脸上贴金，地方绅民自然对钦差大臣还是尽量敷衍，端方在资州，便“天天饮酒宴会”。
不管怎么说，端方绝非满人中的顽固派，川人中也颇有对这位“主抚不主剿”的钦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传来“虽经宣布独立，仍复预备欢迎”的消 息。如果端方身处大城市，无论武汉、重庆还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独在资州，没有外敌的压迫，但本地也没有弹压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从 武昌带来的新军第八镇步队一营手中。
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满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辫或未剪辫的武昌新军士兵。不到三个钟头，几乎全标人都剪了辫子。
端方不可能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氛。下面这段话，有人说是端方主要召集新军的表白，有人说是新军士兵将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宫后的对话，但内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汉人，姓陶（据说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如何？
众兵：晚了！
端方：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优待加厚。请各位周全……
众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
至此众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决不是炎黄子孙！
这位被《申报》称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被士兵们用指挥刀砍下了头颅。他的尸体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可能是就地埋葬了。
同盟会会员与哥老会成员、英国传教士合影。
死水微澜
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东乡县人。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闲话。最后觉得全部欢迎，但不定职务，等到独立成功，再依据表现分派职位。
县里虽然没有军队，但“堂勇”（县衙武装人员）还是有的，没有枪杆子何来政权？于是大伙儿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八十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 “场”（以集市为中心的村社范围）调二十至六十，队伍总额三百人，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进城的队伍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自由行动。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 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 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 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尔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10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知道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知县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绅士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 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 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 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 好在前县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 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 《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 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 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10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 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四川会党与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的组织力量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
第一股势力是立宪派，即地方上的开明士绅，也是川路的股东代表。他们有一个合法的机构—四川省谘议局表达意见，这个机构于1909年9月成立，相当于地方的临时议会。
第二股势力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员已在四川发动了多次起义，均没有成功。1911年6月中旬以后，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革命党人看到这是一个乘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川籍同盟会员纷纷潜回四川，联络新军与会党中的支持者，酝酿起义。
第三股势力就是会党，即袍哥、哥老会这些民间秘密社会。四川是哥老会的大本营，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
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与主张“反清复明”的会社力量相结合，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革命党人曾在成都四圣祠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 具体方略，最终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同盟会”；二、“离间官民，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 中”；三、同盟会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保路运动之所以能闹出非常大的动静，跟四川深厚的会党组织有着莫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