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日本宫城县南三陆町的志津川中学楼顶，田烟女士潸然落泪，她和其他数十名南三陆町市民在当天下午2点46分，面对大海默哀，以祭奠海啸遇难者。田烟称每到每月的11日，她与很多幸存者都要面向南三陆町美丽的大海默哀，希望失踪的人能重新走上来。

　　

　　丰田汽车位于宫城县的一家整车厂，厂区内存放着少量的等待运走的新车。

　　

　　震区的许多芯片生产企业恢复程度很低，生产力远不如前。

　　“3·11”之后，那片疮痍之地，是以何种样貌面对百日之期?在更绵长的艰辛重建里，日本民众、社会体系是否仍然保持着地震袭来时的克制有序?《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们试图去寻找答案。

　　与政府迟缓的救灾行动和僵硬的应对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组织的成熟，企业的自救，还有个体对待生命、土地和法律的那份尊重。

　　大地震或许正悄悄改变着日本社会文化的狭隘一面。日本企业为分散风险正在加快将工厂向海外转移的速度，而中国有望成为投资首选。

　　日本式断链和恢复

　　从1904年吉田真太郎成立日本第一家汽车厂——东京汽车制造厂，并生产出第一台日本国产汽油轿车“太古里1号”算起，日本汽车工业已经走过了 107个年头。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现代化，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离不开汽车产业的发展。所以，人们在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总会首先提及日本的汽车 产业。此次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给过度细分的汽车业带来严重打击，恢复生产还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日本的东北部一直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在东京人的眼里，日本东北部的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岩手县“都是乡下，老头老太太种点稻，种点菜”。

　　即使是日本财团会长川阳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说自己以前不知道日本东北已经发展成这样，“有汽车的心脏部位，没有它汽车做出来也卖不掉。”

　　百日以来，强震、海啸、核泄漏的阴影一圈圈地笼罩着日本狭长的国土。而此次日本东北部的地震对日本乃至全球汽车业的影响也超乎了世人的预料和估计。

　　汽车的国际分工细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产品，只要缺少一个零部件，所有的生产线将全部中断。日本则处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上游，在过去近30 年中，虽然日本陆续将国内制造业装配工厂移到海外，然而留在国内的只生产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生产设备、研发中心等工厂却依然牵制着整个产业的命脉。

　　“大脑”停工

　　6月10日，日本大地震后3个月，在瑞萨电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瑞萨电子)位于日本茨城县那珂市的工厂里，齐聚了世界各国的媒体。

　　瑞萨电子，这个日本名不经传的工厂在大地震后，瞬间走入全球媒体的视野。

　　瑞萨电子是日本一家芯片生产企业，涉及电视、移动通信、汽车电子等方面微控制器的生产。其中，它生产的汽车所需芯片占全球的40%，总量约有70%销售给日本汽车制造商，另外30%销至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

　　“相当于汽车的大脑。”瑞萨电子经营企划部的猪熊紫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一个汽车大概需要150个芯片，用于控制车锁的开动，车窗的上 下，雨刷的滑动，灯的信号，以及车载音响等电子系统。事实上，汽车业的发展早已进入电子时代，车身电子、车载网络、汽车安全系统、汽车信息娱乐、车载导航 系统等都需要先进的微电子控制器。“汽车性能越发展，需要芯片越多。”

　　地震让瑞萨电子损失了大约40%的芯片生产能力。10家工厂中有8家受损，其中7家因为电力供应中断引起，而记者来到的那珂市的这家工厂是由于遭受地震破坏而停止生产，它也是受损最严重的工厂。

　　“当时的震度有6度。”猪熊紫野说，但是，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这家工厂遭受过地震的损害，地震只是让厂房内部的一些天花板掉了，成捆的电缆落下来，有的精密仪器倒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

　　消息传出，日本、欧美的汽车制造厂不得不暂停生产，这些汽车工厂都需要它们生产的电子芯片。据德意志银行估计，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均受微控制器芯片的短缺影响，全球汽车产量甚至可能在去年大约7600万台的基础上减少750万至1100万台，或下降10%到14%。

　　“全世界包括中国都打来电话，要我们仅有的存货。”打电话的除了汽车厂商，还有电视厂商、手机厂商、家电厂商，“汽车(厂商)和电视(厂商)最 着急。”瑞萨电子的办公室在震后依然井然有序，只是电话铃声从未间断，同样的解释对着电话另一头重复了无数次：“已有部分产品转由爱媛县西条工厂代为生 产”，“我们会尽快恢复”。

　　瑞萨电子的大多产品都是难以取代的定制化产品，尤其车用芯片要求的标准颇为严格，产品线迁移托管难度大。其实，在2010年4月，瑞萨科技公司和NEC电子合并成瑞萨电子时，车用半导体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一度达到7成以上，曾经有许多厂商认为不可过度依赖这家公司。

　　随后，瑞萨的厂房里涌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商的技术人员。他们进入不到核心厂区，就帮忙清垃圾，搬机器，“做力所能及的事，为了让工人集中 精力恢复生产”。厂房门口挂着的“为了世界各地等待已久的客户看到瑞萨的实力，我们要把心拧成一片6月份恢复生产”的条幅鼓励着每一个人。

　　“200mm生产线6月1日终于恢复生产了”;“300mm生产线6月6日也恢复生产了”。

　　工厂的工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着恢复工作，厂长青柳隆地震后一天都没休息。但是，青柳隆仍觉得压力重重，“表面上看是恢复了，但是还没有生产，800道工序完全恢复，要很长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生产手机、导航仪芯片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偌大的车间基本看不到工人，天花板上有立方形的仪器自动来回穿梭，偶尔有穿着白衣、白裤、白鞋，戴着白帽、白口罩、白手套的工人穿插其间。“无尘室进了空气，他们正在进行精密检测。”

　　这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车间，高精密仪器的恢复远非劳动密集型企业恢复得那样容易和快速。

　　出乎意料的繁杂产业链

　　“300个，150个，50个……”瑞萨电子提供的芯片越来越少了。

　　位于宫城县黑川郡大和町的丰田自动车东北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丰田东北)，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瑞萨电子的芯片供应。如果说瑞萨电子生产的是汽车的“大脑”，丰田东北生产的则是汽车的“腰”。它生产的汽车ABS系统，占丰田公司全部份额的10%，AHC系统则占到55%。

　　地震时，这里的工厂晃得厉害，“震度是5的话，都没问题，没想到是6。”丰田东北常务取缔役经营管理部长樱井幸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地震后，这里的工人边恢复生产，边给工厂继续加固防震。4月11日，7级以上余震没有再给工厂带来任何损伤。

　　地震后10天，到3月21日，工厂的生产线就已经全面恢复，一直生产一些“紧急修复的配件和海外急需的配件，海外优先。”樱井幸三说。

　　生产线恢复后，樱井幸三还是很担心，因为汽车“腰”的生产不仅需要瑞萨电子的芯片，“下面还需要200多个零配件的提供，其中有四五个零配件小厂受地震影响非常严重。”也就是说，零配件的生产线没有恢复，即使丰田东北的生产恢复了，还是不能生产。

　　樱井幸三最担心芯片和橡胶圈的供货。这种防漏油的橡胶圈是位于福岛县一家橡胶厂生产的，由于核电站的问题，这家厂停产了。“表面看上去是普通的橡胶圈，但是它的技术成熟，找不到替代品。”

　　据《朝日新闻》报道，在福岛核电站的半径30公里之内丰田就有20家左右的零部件供应商。

　　汽车是非常精密复杂的工业产品，从最小的螺丝开始算，一辆车有3万多个零部件，缺任何一个零部件，整辆车就不能组装。

　　而在地震前，丰田公司总部也不知道自己的产业链触角延伸到了哪里。

　　地震后的第二天，3月12日，丰田公司马上成立了灾害对策本部，组织了60个人的支援部队对零配件厂商进行调查，同时派出生产、开发技术人员去 面对面地对受灾零配件厂进行说明、指导，以及协商。“开始以为会有500个零部件受到影响，结果发现是150个受到影响，3个月时间减少到30个，主要是 电子元件、橡胶、涂料。”丰田总部广报部的町本明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出发前他们认为花3个月就能够恢复，“到了3月底，他们的表情变得凝重了，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了。”一直跟随采访的朝日新闻社记者中川仁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丰田公司并不完全了解这个链条，也不知道下面的零部件会如何分散。

　　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把国内的装配工厂陆续转移到海外，留下的国内工厂变成了只生产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厂、生产设备厂和研发中 心，不少企业把这些高科技工厂转移到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日本东北地区。尤其是东北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开通后，沿线的城市星罗棋布地散布着众多电子巨头的厂房 和生产基地。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促进日本东北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拿出很多优惠政策，引进索尼、丰田这些企业进去投资，“试图利用东北土地和人力价 格相对便宜的竞争力，在国内建立健全的产业链，而不是把制造业全部放在国外。”日本战略调达株式会社社长中森清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短短几年，日本东北地区集中了汽车、核电、石化、半导体等众多重要产业工厂，经济规模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

　　近20年成立的这些中小企业，加上原来名古屋等关西和中部地区的老厂，就是这条汽车产业链的原型。“这条链条已经发展到五六层，到第六层有的已经是家庭作坊式的了。”中川仁树说。

　　丰田的调查人员也逐渐发现，这些最底层的零配件的提供商“模具、化学配剂，有很多秘密”。这些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有很强的技术实力、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它们生产的配件不起眼，在平时并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有的产品只有这一家公司才能制造，这使得整车企业寻找这个零配 件的替代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们突然发现要特别重视这些中小企业了。”中川仁树说。

　　但是，地震后，为了不给丰田这样的整车企业增加麻烦，很多小企业在受灾不能生产后，把自己的核心技术转移给了别的厂。“保证供给”是整车企业和零配件企业没有经过协商而达成的一致。

　　在距离丰田东北所在地大和町不远的大衡村，丰田为欧洲制造的丰田“雅力士”车型正在往外运输，尽量维持着供货。这是丰田2011年1月才建立的一家整车生产厂，众多的零部件在这里组装成一辆辆汽车。

　　6月15日上午11点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这里，生产车间外有一个大的空场，分区停了40多辆新车。半个小时的时间，车间开出4辆车，运走36辆车。

　　这个整车生产的工厂旁边还有丰田的座椅生产工厂，顺着马路，一路下行，在许多不高的小山包上茂密树林的掩盖下，有很多丰田、富士、西铁城等日本知名企业的工厂。这里人烟稀少，异常安静，听不到任何机器的声响，也看不出任何震后的痕迹。

　　受伤的不仅仅是日本车企

　　然而，受伤的不仅仅是日本车企。

　　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第一个因日本地震而关闭海外工厂的美国企业。因为缺少足够的日本制造零部件，首先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工厂，接着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工厂于3月21日关闭，而位于德国的爱森纳赫工厂也减少轮班。

　　法国的标致雪铁龙生产线中断了。原因就是柴油发动机的尾气净化装置柴油颗粒过滤器(DPF)的核心零部件是在日本东北生产的。

　　巴西的本田摩托车工厂停工了;印度的丰田汽车公司在6月4日前仅能维持正常情况下30%的产能。

　　中国的东风日产也从3月26日起就开始大幅减产，由于日本本土生产的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产品供应不上，湖北襄樊工厂安排的生产计划已不及平时的三分之一，每年例行的高温假提前到5月开始执行。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车企在日本这场地震中都难以置身事外。

　　除了一些核心技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环节，同样有日本的影子。例如丰田东北所急需的橡胶圈和福特部分车型使用的黑色和红色车漆。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马自达身上。岩手县一座生产珠光粉的工厂因位于福岛核电厂周边30公里范围内而被停产，而这座工厂生产的紫晶檀珠光粉是马自达6轿车使用的紫色油漆的原料，于是紫色马自达6车型就此在全球“绝种”。

　　“村社会”

　　6月17日，丰田汽车在位于爱知县丰田市的公司总部召开股东大会，社长丰田章男说，预计海外产量也将于7月恢复到震前计划的水平。此前丰田方面已宣布日本国内生产将于7月恢复正常，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丰田章男说，丰田将“拼上性命”。

　　“汽车产业恢复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制造产业局政策企划委员西山英将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们为生产链条的负面影 响降到最低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先去做了一些调查，把受灾企业信息收集全，传播出去，让相关企业有一个全局的把握;同时协调产业之间的关系，提供彼此需要 的帮助。日本政府也向企业实施了2.5兆日元(30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看各自企业的判断，我们不干涉太多。”

　　但是，关于日本东北灾后经济复兴规划，以及未来能源电力怎么解决，日本政府还没有定数，“企业做得很出色，政府却一点也不给力。”中川仁树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是“讨论中”和“等待中”，政府的官员在“讨论中”，灾区的人在“等待中”。

　　的确，未来几年，日本的能源问题将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大问题。现在，由于核电站的停产，日本的整个社会都在节电，这也将直接影响高度依赖电力进行作业的汽车及零部件工厂。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日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

　　地震后的5月份，世界半导体峰会召开，各国都在寻找日本配件的替代策略。瑞萨电子的会长也到德国的奔驰公司“公关”，来说明自己的供货情况;瑞 萨电子的工厂也已经进驻了马来西亚的工人来学习技术。中国的广东省也设立了“日本零配件替代性供求配对”专区，帮助日资企业寻求替代零配件，同时加大对日 招商力度。

　　“技术壁垒太多，是不是该考虑打破了?”日本战略调达株式会社社长中森清训在日本地震后也在做产业链方面的调查。他认为，一个杯子加一条线，其 实差别很小，却分两家去做，都没有可以替代的。“有没有必要搞这么细，不是单纯为了养3万个厂，是为了更好的生产。”中森清训说。

　　中森清训建议企业加速对外产业转移，朝日新闻社的中川仁树则认为，企业在国家危难之时不会搬到国外，“要搬也是冷静下来之后。”瑞萨电子在中国 也有分厂，主要是生产电饭煲和遥控器上的芯片，但是在产业转移问题上，“扩大生产是肯定的，是否生产汽车的芯片还在考虑。”瑞萨电子的会长伊藤达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也碰到提到对外转移，就把脸阴沉下来的日本人。“文化上很难。”中森清训用“日本是个村社会”来解释，“日本可能更在乎这些。”

　　

　　6月17日，陆前高田普门寺，一中年女子在家人的陪伴下领走母亲的骨灰。在普门寺还有300 多名遇难的骨灰未被认领。

　　

　　6月17日，陆前高田一处临时板房区内荡秋千的孩子。

　　日本首相菅直人探访这里时，曾让市长户羽太要做好让居民暂时转移到内陆城市的准备，然而户羽太觉得，搬迁的要求对于他的市民们来说过于突然，因此拒绝了。

6月10日，70岁的清水友子走完了她在故土陆前高田的最后一程。

　　银灰色暗纹的骨灰盒由她的女儿捧着，缓缓地顺着古刹普门寺门前的台阶往下移动。在她的身后，还有305个无人认领的骨灰盒安放在寺里，静静地，隐秘地。

　　戴黑框眼镜的警察厅事务官将一份“逝世证明”摆在女儿的面前。一袭黑衣的女儿低头签字，强吞眼泪，这份努力开始还起一点作用，但当她抱起妈妈徘徊到了正堂门口时，眼泪突然夺眶而出。这位短发女子就站在那里，和母亲一起，整整3分钟。

　　直到女儿渐渐平静，事务官才将装有母亲几件遗物的透明袋交给她。一切动作进行得安详、私密，和这座古老樟木建筑的 寺院给人的静谧气氛一样。

　　在海啸中失去了生命的清水友子，现在由女儿一家三口来接她离开家乡，去40公里外女儿居住的奥州市。这一去，她也许再也不会回到陆前高田。

　　一家人离开古寺的时间是14时46分，正是地震和海啸发生的时刻。清水一家人的头顶安静地飘过一片积雨云，温柔的雨点打在人们的脸上，和眼泪交织在一起。

　　沉重的记忆

　　当逝者安息，生者才从噩梦中苏醒，然而他们眼前的陆前高田却已是一座伤心之城。灾难已过百日，但关于生与死的故事还在上演。在生者眼中，死亡是另一种存在。

　　居住在昔日渔港陆前高田的人们已经醒来，他们知道，“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不幸”。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把那些最复杂的情绪寄托在大海深处，并坚强地活着。

　　陆前高田24246名居民中，1135人被确认丧生。尽管警察厅认定了1510人身亡，但陆前高田的人们仍然希望能找到那些失踪的人们的安息之地。

　　尽管3个多月的搜寻工作已经过去，但是现在每找到一具遗体，警察厅的警官依然仔细地从中提取DNA，信息收集齐备之后方会送去火葬。

　　在陆前高田，这样的认定过程或许还将进行好几个月，但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搜寻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因为在陆前高田13平方公里的废墟上，还有散落一地的记忆。

　　堆积如山的废墟中，散落着个人用品。搜寻的警察和志愿者们把它们捡出来，摆在废墟原址的路边仔细地堆起来。沾满污泥的照片、书信，被摆在建筑废 墟的地基之上，远离海水的浸泡。而在它们背后，便是断裂的防波堤、陆前高田体育场的座椅，甚至还有失去主人的钢琴，全部横躺在海水里，而屹立不倒的，只剩 下公墓里的那些墓碑。

　　三个多月以来，每天有人会走到废墟前张望，也翻翻家园的废墟里还有没有必要的物品。

　　其实，灾难到来前一个月才接任市长的户羽太，和他管理的这座城一样，也带着沉重的记忆，艰难地度过每一天。

　　3月11日的下午，这位46岁的市长在市政府的天台崩溃地看着自己的家被大平洋的水幕淹没。

　　海啸袭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像平常一样在地势接近海平面的家里。房子被压在隔壁家的房顶下面，而妻子的遗体直到4月5日才在别处找到。好在市长的两个儿子——12岁的大河和10岁的奏多——当时正在位于山顶的学校里，躲过了海啸。

　　后来，市长在废墟中找到了和妻子十多年前合影。照片虽然被弄脏，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妻子穿的是青绿色袖子的T恤，黑发齐肩，笑容满面，双手还揽着他们的一个孩子。

　　现在，父子3人蜗居在亲戚的家里。白天孩子们在复课的小学上课，而市长在临时搭起来的两层市政府里，应对城市重建面临的各类问题。

　　4月2日，日本首相菅直人曾探访这里，当时他让户羽太要做好让居民暂时转移到内陆城市的准备，然而户羽太觉得，搬迁的要求对于他的市民们来说过于突然，因此拒绝了。

　　然而，拒绝搬走的首要问题是要面对数十万吨的沉重废墟。要清理所有的废墟，就必须通过陆前高田近3500户人家的同意。

　　现在，陆前高田13平方公里的废墟因为被海水浸泡而深度盐化，这片从空中看形似一只手掌的荒地，无论对于失去家园的市长还是陆前高田的市民来说，都没有定论。

　　“因为土地都是个人的，所以现在不能随意清理。不过首相和国会议员们至今还在辩论这些废墟下的土地是由政府买下，还是暂时借用，这一难题不仅在陆前高田，在其他灾区也成问题。”户羽市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那些曾经属于陆前高田家庭的汽车，尽管已经报废，但仍然被救援队整齐地用字母“A”到“Z”和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列在一座汽车“墓地”里。从5月开始，日本政府才宣布开始初步清理灾区里无人认领的车辆。但这一认领过程，也十分缓慢。

　　陆前高田市的前世今生

　　户羽市长知道，他的城市已经回不到过去。

　　今年2月份刚接替退休的市长时，户羽太的宏伟目标是让陆前高田成为更多年轻的城市白领愿来度假的海滨渔港。但面对破灭的梦想，他必须面对现实。

　　6月10日凌晨，他刚从东京举行的灾区市长会议上回来。会上，陆前高田市未来的定位毫无意外地成为了焦点。市长们的集体意见还是两个字：重建。先垫高整座城市的地势，筑起更高的防波堤，在慢慢恢复这座渔港的水产业的同时，逐步吸引其他投资。

　　陆前高田市有居民的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在古称奥州的这片群山环绕的平原，陆前高田的位置可以从任何角度看到大海。在白色的沙滩边，是一片7万多棵红皮松(10米高)的树林，曾被日本政府列为日本最美的百处景点之一。

　　面对10米高的巨浪，这7万多棵松树被全部抹平，除了一棵凭借个体力量存活下来的“牛脾气的松树”。在陆前高田荒废的海岸边，人们给它取名“坚韧”，并把这响亮的名字贴在树干上敷着的保护膜上。

　　“没有败给海啸的坚韧松树”：字条上写着。“牛脾气”甚至还出现在陆前高田市内的各处鼓舞士气的海报上，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陆前高田的居民曾对这片松林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海滨有这么一片高大的树林，让他们在面对浩大的大洋时感受到一片安静。现在，看着那最后一棵“牛 脾气松树”，人们反而更加担心它的安危。不过当他们想到自己还要面对着未来都不确定的现实，就会发现，为一棵松树操心，也变得没那么必要了。

　　“陆前高田面对着太多的实际问题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棵树的命运已经在生物学家的手里。也许哪一天，人们还能看到用它的DNA复制出来的松树重生。”曾经冀望这片松林能带动旅游的市长，无奈地说。

　　陆前高田市有一座10年前耗资百亿日元建造的污水处理厂，被海啸抹平，而拥有数百名员工的清酒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储藏清酒的巨大金属罐被冲到5公里以外的地方。

　　但是对陆前高田人打击最大的，还是在海啸中荡然无存的价值近百亿日元的水产业。

　　陆前高田多数上了年纪的家庭都曾以养殖海鲜和捕猎海鱼为生。特产的扇贝、螺类和牡蛎在日本本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很受欢迎，尤其是这里的牡蛎，在东京的餐馆里可以卖到每只350日元。

　　然而，在陆前高田所在的岩手县，整个水产业都遭受致命打击。在岩手县12万因灾难而失业的人群中，就有2万人是渔民，而2万名渔民的背后又是2 万个家庭。海岸线都是工业区和城区废墟。宫城县石卷市还有5000亿日元的水产业要恢复。自卫队在这一带还在寻找遗体，被水产厂腐肉吸引的海鸥，布满了整 个天空，盘旋着凄厉地尖叫。

　　灾后3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养殖户们到现在才缓过神来，开始联手维修渔船。尽管在历史上，岩手县在明治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都遭受过海啸的冲击，但时间一久，再警惕的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忘记大海的威力。

　　正在陆前高田调查的农林水产省代表菅野悦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的计划是在2012年成立本地的水产互助协会，集合养殖户的力量，一处处地恢复生产。

　　户羽市长的希望也大体如此。他希望尽快将自己对城市的重建规划面向市民征求意见，这个计划被他定在了年底之前。

　　不过由于存放在市政府的绝大多数地图和市政府里的土地合同、设计图纸一块被海水冲走，市长和他的部下不得不从游客手册上撕下来的地图开始评估损失。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太快。

　　而相比市长，日本内阁和国会规划重建的脚步可能更沉重。用于救灾的追加预算和《重建基本法案》尽管在国会中得到支持，但这些预算何时到达地方政 府?中央政府是否会为了复兴灾区的产业，能建成政策宽松的“东北复兴特区”?而夏季降至，福岛、静冈等35个核电站的陆续停产而引发的电力危机又会如何影 响重建?

　　和许多地方知事和灾区的市长一样，户羽太还看不到这些飘荡在太平洋的海风中的答案。

　　迟暮之城的希望

　　图书馆、医院、体育场、冷藏库、粮仓，还有红皮松，这些陆前高田人心目中代表自己城市的象征，现在都不在了。除了志愿者们从废墟中找到的珍贵照片和书信，几乎没有人再留下任何东西。对于幸存者们来说，关于故土的记忆不是被埋葬，而是被冲刷干净了。

　　不过，75岁的管野俊子至少还有一台相机和里面存储的照片伴着她回忆。

　　这部相机陪着这位十分健康的古稀老人，经历了海啸没过她家的全过程。

　　3月11日，当消防车里的人呼喊着海啸逃生时，俊子一路快跑地爬上45号公路的高台，在家里丢下了银行存折，却不忘拿起跟随自己多年的相机。平 时就爱好拍照的她，用相机连续拍下海啸冲击的全过程。照片里，她家的一层已经被淹没在水下，可爱的粉色屋顶被旁边一座蓝色的房子挤过来，很快也就沉没了。

　　“本来想着海啸退了之后还能回家。没想到，家再也回不去了。”俊子拿着在临时便利店里冲洗出来的照片说。

　　现在，俊子还时常戴着口罩，到原来的家那去看看。可怜的木制地板只剩破碎的骨架，浴室的瓷砖地板还依稀可辨。院子里原来养着的杜鹃花和郁金香就剩下歪歪斜斜的叶茎。

　　俊子80岁的老伴，也还经常到海边眺望，尽管海边什么都不剩了。年轻时曾出海非洲的他，退休后仍然保持着出海打渔的习惯，只不过捕来的鱼不再卖 人，而是就地分给邻居。俊子见到老伴拿回家的最大一条鲣鱼只是超过了胳膊的长度，而那些更大的鱼，当地的养殖户都把它们供应到日本各地的餐桌。

　　俊子在海啸中还是失去了弟弟和弟媳妇，失去亲人的情绪叠加上失去家园的痛苦，这位陆前高田的老人，还能否在这片故土上生活?

　　俊子现在住在板房里，按照政府的规定，最多是住两年。但即便是两年之后，她家也不太可能再有积蓄来盖房或是买房了。

　　“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能给我们老人们在安全的高地盖点房子，哪怕是爬楼梯的公寓也好。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说实话要求也不多了，只是希望能安静地度过余生了。”俊子说，带着她积极、和蔼的微笑。

　　在陆前高田，由于没有吸引本地和外地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这里的老龄化问题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震前，这里65岁以上的人口接近四成，而日本国内的平均数才是两成。

　　震后，就连在这工作的近百名中国水产研修生也回国了。更多年轻人口的离开，让老龄化的问题在陆前高田变得更加突出。

　　管野俊子的儿子早年便开始在遥远的名石市工作，而她的女儿也远嫁千叶县。俊子一直是自己和老伴留守在陆前高田。震前，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市政府的志愿者组织。

　　陆前高田市政府的32岁职员大和田智广就发现，自己在家乡读书时的54名同伴同学，近年来还住在本地的只有15名。

　　而在包括陆前高田在内的灾区，许多本地小学生，也陆续转学至内陆城市的学校。一位名叫渡边景的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她所在班已经有15名同学转学，其中还不乏她的好朋友。

　　而另一位为本地移动通信公司工作的陆前高田居民熊谷胜已，如果不是和公司还有两年的合同在身，恐怕也会选择到日本其他城市找新的工作。

　　“地震之后，我的侄子本来在陆前高田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由于神户也有公司要他，他就搬去了神户。我两年之后也会看情况而定。” 熊谷说。现在，他仍然住在容纳百余人的避难所里。

　　不过，留在陆前高田的人或许还能看见这座迟暮之城的新希望。

　　日本国内的一家大型连锁饮食企业已经提出要在陆前高田建工厂，扩大本地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这里的人们还希望政府能通过修建新交通要道和放宽招商和人才政策，来为这座“死城”重新输血。

　　同样需要输血的也许还有那一棵“牛脾气松树”。

　　“虽然已经不太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郁郁葱葱，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像陆前高田一样，坚强地平安地生活下去。”陆前高田的居民管野俊子说，依然微笑着。

　　

　　尾岛春夫是负责“寻找记忆”志愿者的队长，主要负责在废墟里找到照片、证书、奖状等，洗干净然后送到遗物认领中心供人认领。他说自己能感到废墟里的照片在呼唤他：“叔叔”“爷爷”“我在这里”，他循着感觉总能找到照片。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现在是日本民间公益活动的领军人物。

　　

　　关志雄

　　过去16年中，日本民间救助力量在大大小小的救灾中已经日渐成熟

“绊(中文为情义)”是在日本东北部灾区看到最多的一个字，抱着不同想法来到灾区的志愿者，却最终都汇聚在了这个字下。这背后是日本自1995年阪神地震的志愿者元年开始，日渐成熟的民间救助力量。

　　“绊”的救援

　　年过六十的黑泽司是个酷老头，他总是穿着一件背后写着“绊”的上衣，头上扎着毛巾，戴着黑色的墨镜，一副随时准备奔向灾区现场的打扮。不论他到哪个救灾点，志愿者们都会热情地叫他一声“老大”。

　　他确实是灾害志愿者领域的“老大”，自16年前阪神地震开始从事灾害志愿者工作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辞去了东京写字楼里的工作，常年活跃在日本大大小小的灾害现场，俨然一位职业灾害志愿者。

　　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时，黑泽曾带着日本的“绊”们一路到了四川，为都江堰﹑绵竹等灾区筹集了许多大型作业机，用来清理房屋倒塌造成的废墟。在帮助当地灾民清理废墟的同时，还培训当地的民间救援组织如何开展救援工作。

　　他现在的身份是日本财团的灾害志愿者顾问。6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石卷市牡鹿半岛见到他时，他正带着100名从东京来的大学生清理一个小渔港。

　　这些大学生往往一腔热血想为灾区做些什么，但又不知该从何处做起，日本的财团就定期组织他们利用周末时间前往灾区做志愿者。虽然只是一两天时 间，但组织严密规矩不少。本着只为灾区奉献不索取一分的原则，每个志愿者都要自带干粮和帐篷。到达灾区后，黑泽还要给这些大学生们进行各种指导，大到进行 各种清理作业的注意事项，小到如何与灾民进行沟通。

　　虽然已经距离地震发生3个月，这里依然遍布了各种海啸侵袭过后的废墟垃圾。因为受损情况并不严重，这里不属于负责清理海啸废墟的自卫队的工作范围。

　　“这样的工作正好交给志愿者来做。”黑泽说。作为领队，他对于石卷市的受灾情况了然于心，哪些地方是自卫队们会处理的区域，哪些是注定要被忽略的。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他的判断往往比自卫队还快。

　　地震发生11天后，他已经开始带领志愿者们清理被海啸冲击的学校，为无家可归的人们腾出可以避难的地方。而与此同时，政府派出的大量自卫队﹑消防队﹑警察还在继续寻找行踪不明的灾民，在地震刚发生一周内，仅石卷就有1万人行踪不明。

　　在志愿者中间，也有着当地市民的身影。67岁的高桥家就住在渔港附近，看到志愿者们在这边辛勤作业，他也受到了鼓舞，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中。黑泽 说，地震之后，由于过于惨烈，许多灾民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而志愿者们大量的到来，也让高桥这样的灾民突然醒悟了 过来。

　　“虽然这个周末很辛苦，但是看到渔港被清理干净了，心里很高兴。”后藤大介告诉记者，他是东京一家剧团的临时演员，因为不景气，剧团已经快要和他解除和约，未来毫无着落，但他还是想要到灾区做一次志愿者。“只为想要一份体验吧。”他说。

　　黑泽开着车绕着海岸线公路走了一圈，一个渔港前堆起了高高的鱼泵，“那些都是五一黄金周时，志愿者们一个一个从海里捡回来搬过去的。”黑泽说， 眼看着这个渔港恢复得差不多了，渔民们离重新出海打渔的那一天不远了。由于此次地震带来的影响主要来自海啸，迅速清理垃圾让一切尽快恢复正常，是志愿者们 做得最多的工作。而在地震发生伊始，一切陷入瘫痪，最初的志愿者工作却是五花八门。

　　黑泽常年住在宫城县，地震发生后，身在第一现场的他迅速通过博客向全日本的志愿组织发出呼救：停水!停电!没有汽油!物资运不进来!灾民快吃不上饭了!

　　最先动起来的是在阪神地震时蓬勃发展起来的神户和京都的志愿者组织，地震后第4天，就开着满载物资的4个大卡车向着石卷方向赶来。那时，福岛第 一核电站正处于有可能核爆炸的最危险阶段。整个灾区汽油供应短缺，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轨道交通中断，高速公路禁止通行，各国使馆派大巴撤离本国灾民，灾 区一片混乱景象。

　　在地震之后第11天，物资终于陆续送到。黑泽开始带着最早一批志愿者清理避难所，为吃腻冷饭团的灾民炒大锅饭，给灾民理发。当日本财团提供的大 型净水车、作业拖拉机等设备陆续运到后，他开始带领志愿者帮助被海啸冲了家宅的灾民清理垃圾。同时，石卷市志愿者中心在石卷专修大学设立，黑泽和他的志愿 者兄弟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志愿者救灾已经写入基本法

　　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时，共计有130万志愿者进出灾区，极大促进了日本NGO及志愿者活动的发展，由此1995年在日本被称为志愿者元年。

　　与政府迟缓的救灾行动和僵硬的应对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自卫队是在3天后才进入灾区救援，而大批志愿者在地震发生后迅速进入灾区，平均 每天活动人数高达2万人。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比政府和军队更可靠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救灾志愿组织。

　　阪神大地震时，大批志愿者密集涌入灾区，缺乏组织和协调者，在避难所，公园，政府机关附近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志愿组织大大小小的帐篷。周围建筑 物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手写的告示，有的写着“在某某处可以洗澡”“有缺婴儿用品的请打声招呼”，还有的写着“帮您搬东西”“帮您照顾您的宠物”“免费帮您 收拾房间”等。

　　那时为了协调志愿者的工作，临时成立了摩托队，每天穿大街走小巷，搜集各种信息，然后集中到联合会总部，彻夜整理。第二天一早，什么地方需要几 名志愿者做什么的单子就会贴满墙壁。赶来的志愿者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和参加类似活动的次数写在粘性纸条上，贴到看中的单子上即可。单子上要求的人数满员后， 联合会工作人员就召集报了名的志愿者开一个简单的会，由参加活动次数多的志愿者作骨干，派往现场。

　　在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持志愿领域成长的政策，志愿者相关的法规也随之出台。志愿者的救灾活动被写入日本《灾 害对策基本法》中，法律中明确写明灾难发生后，灾区该如何接纳各种志愿组织，以及其相应的工作职责。这些都在过去16年中数次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被数次实 践。

　　本次“3·11”大地震发生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在东京成立“震灾志愿者合作室”，这是政府的一个窗口。各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对外信息的发布等，都由这个窗口负责。同天，宫城县的志愿者中心就已经启动，开始收集受灾情况。

　　地震后第5天，宫城县内最大规模的石卷志愿者中心也建立了起来。石卷市社会福祉协会和石卷灾害复兴支援协议会是志愿者中心的牵头人，他们负责听取来自灾民的救援要求，并由他们负责出面协调志愿者和自卫队﹑消防队﹑警察之间的救援分工。

　　首相辅佐官﹑日本众议院议员什元清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设立志愿者担当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这一个领域的肯定。而在她看来，自己的工作是把来自志愿者那里的各种需求，该如何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反映。

　　地震发生后的这3个月，什元清美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灾区的志愿者活动中来。为此，她奔波于各个志愿者中心之间，听取志愿者们的需求。还以政府的身份，为志愿者们争取到新干线的折扣票，免费的高速通行证。

　　“我们强调的是政府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而不是让志愿者为政府打工。” 什元清美说。

　　目前，日本东北灾区的志愿者中心，岩手县有20个，宫城县有13个，福岛县有30个。截至地震后百日，仅宫城县就有20万志愿者的活动记录。

　　如日本财团这样的NGO、NPO组织也在地震后迅速行动起来。日本财团在3月份就已经向有家人去世的灾民现场发放了一人5万日元的救济金，向因 为海啸而毁损严重的渔民们，提供最高1亿日元的15年无息贷款。这些都是政府打算去做，却因为要在国会批准预算，出台复兴法，而迟迟无法做到的。

　　“作为非政府组织就是要行动比政府快，带给政府压力，从而促使相关政策早日出台。”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地震刚发生时，因为通讯交通处于中断的混乱状态，日本财团还帮助石卷市建立临时广播站，播出每天重要的救灾信息，告诉灾民到哪里去领食物，去哪里领救济金。而当广播站建立起来，却发现灾民手里没有收音机，日本财团又火速从中国购买了3万台收音机，发到灾民手中。

　　“政府负责给灾民盖简易住宅，送食品生活用品等维持基本生活，而非政府组织要做的是细化各种救援的层面，比如给女性准备卫生用品，给孩子准备学习用品，给老年人准备药品。”川阳平说，“政府的灾后重建始终有结束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我们永久的事业。” ★

　　从“中国+1”到“日本+1”

　　与以往不同，今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新投资项目，将会从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集中

　　东日本大地震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核泄漏问题，对日本东北地区为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厂造成了巨大损失。部分零配件制造商被迫停产甚至歇业，这直接导致了汽车及电子产业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的断裂。此次影响，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甚至波及海外，包括以“世界工厂”闻名的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特别是在零配件和原材料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性极大。受日本大地震影响，4月份日本对华出口同比减少 了6.8%，其中原料产品同比减少10.9%，电机机械同比减少11%，运输机械则发生大幅度下滑，同比减少40.5% (以上数据均出自日本海关统计，以日元计算)。由此，一些在中国的日资企业也不得不进行减产。

　　虽然中国在短期之内受到的是日本大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日本企业为分散风险正在加快将工厂向海外转移的速度，中国有望成为投资首选。

　　以往，很多日本企业因为担忧一直不稳定的中日关系，为了减少风险，在投资中国的同时，往往还对其他国家也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这就是 “中国+1”的战略。

　　但是，通过本次地震，日本人开始意识到生产设备集中于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相同甚至更大的风险。再加上核电站停止发电等带来的供电不足，部分企业开始摸索“日本+1”战略。

　　201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开展了“关于恢复振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供应链以及产业空洞化实际情况的紧急问卷调查”，对于“考虑到地震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性影响，今后是否有可能加速产业供应链的海外转移”的提问，回答有可能的企业占69%。

　　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仍是最为理想的投资对象国。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发展动向 ——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显示，在“开展中期(今后3年左右)事业最为理想的国家或地区”(复选)提问中，中国的得票率为77.3%，比上 一年度还要高出3.8%。

　　这项调查中还显示出不少对华投资问题，如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够透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此外，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使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中，有43.8%认为风险分散非常重要。

　　然而，在 “当地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廉价劳动力”“作为组装厂商的供应基地”“廉价的零配件和原材料”等方面，中国获得了好评。经历了大地震，日本企业出于恢复 产业供应链和分散风险的考虑，认为工业基础稳固，且距离日本近﹑物流成本低的中国，较其他竞争对手更具魅力。

　　与以往不同，今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新投资项目，将会从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集中。为此，中国也正在把握此次可推进产业升级的良机，纷纷吸引日企投资。 ★

　　本组文章在采访中得到了川和平财团川日中友好基金的协助

　　关志雄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 进入香港汇丰银行工作，担任总行经济调查部经济分析员;1987年加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现担任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过去数年，曾因准确而超前地预测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资产膨胀等中国经济议题，关志雄的中国经济研究在日本备受瞩目。他说：“中国必须借鉴日本的教训，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