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象
1972年蒋经国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台湾行政院院长，名正言顺开始主政台湾，离最高权位只一步之遥，子承父位、钦定接班的态势呼之欲出，这一年蒋经国62岁，已然进入人生的晚年。不过，蒋经国似乎流年不顺，他是在一危难时刻主政台湾，开始其晚年政治人生的，此时的国民党正遭遇1949年以来又一次的“生死存亡之秋”。因此，蒋经国临危受命，少了些许踌躇满志和风光，更多是危难之时负重者的使命与忧患意识。
自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退治台湾，偏安一隅，经20多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励精图治，至1972年，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卓有成效，社会初显繁荣曙光，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提高，国民党似乎也有了一种可以矜持的聊以自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外交风暴，令国民党陷入空前的“国家”危机。1971年国民党失去在联合国合法代表权，随后众多邦交国家转身弃台而去，而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国日本72年也与其断交，转与北京握手。国民党一直以“唯一中国”的合法代表而自居，可当一个所谓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连根本的代表资格都不复存在，如此政权，夫复何言，遑论其外交空间的日趋逼仄。国民党所受打击，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岛内政治亦异象呈现，潜流暗涌;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和教育水平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诉求日益增强，党外人士聚形势力，藉以放宽言论尺度、解除戒严禁令、保障公民权利等改革要求开始抬头，给当局带来执政压力。
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使蒋经国不能不意识到，台岛内外情势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仅国民党，台湾社会也已走到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等待他的不只是权力的巨大荣耀，更有权力所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和抉择。
这位出身民国第一家庭的二代公子，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熏陶，青少年时期留学苏联，成为忠实的共产主义者;1937年回国后，易弦更张，改信三民主义，在父亲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抗战期间主政江西赣州，成绩斐然，崭露头角，为日后驰骋国民党政坛奠定坚实基础。然而，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实施白色恐怖，强力剿杀自由民主，蒋经国主司其事，首当其冲，英名毁于一旦，也落下民主屠夫的恶名。
关于蒋经国这一时期留给外界的整体印象，一度与其密切过从的曹聚仁有过一段评说：“经国这位在莫斯科吃黑面包成长的公子，照理该比吃白面包的曾纪泽高明一点。一开头颇有那么一点气概，连毛泽东听了都吓一跳。谁知越变越不成，越变越变成他父亲的儿子呢!”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深刻尖锐。不仅国内自由派有如此看法，美国方面对蒋经国也长期持一种怀疑态度，盖因其早年共产主义的留苏背景和中年剿杀自由民主的不良表现。
如是一般“笑骂任由他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平庸官僚，舆论好坏殆不关痛痒，但对心怀志向、讲究名节的政治家，恐绝非无关要旨，可以等闲视之。所以，如何带领台湾社会破解内忧外患的当下困局，不仅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稳定与台湾的发展走向，也涉及这位未来台湾接班人个人形象的重塑与改观。
于是，艰难履新的蒋经国审时度势，盱衡全局，上任伊始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为号召，以“革新保台”为目标，在台岛发起一场看似“平凡、平实”(蒋经国语)实则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运动。
首先在用人上，蒋经国打破常规，大胆重用“台籍青年才俊”，使台籍人士在内阁的比例大幅上升。接着推出以廉政为要旨的十项行政改革举措，包括上级视察人员不得接受下级单位招待和迎送、公务人员不得涉足娱乐场所等等。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宣布，“除了国防、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美国外交家陶涵(Jay TayIoy)因此称道：“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严格约束政府行为的同时，蒋经国放低身段，对党外人士施展出温和的一面。这一年12月换届选举，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蒋经国不断接到情治机关报告，反映党外候选人挑衅性质的集会与出格的言行，甚至指著名党外人士康宁祥为“匪谍”，要求把康和其他几人抓起来严惩不贷。蒋经国不为所动，反亲邀康宁祥喝茶，共商立法议程要旨。此前，蒋经国也曾邀请意见领袖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进行沟通。
蒋经国不动声色的几项“平实”举措，惠而不费，立竿见影，名声为之一振，形象焕然一新，有评论认为：“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也表示了“肯定的赞美”。
就这样，在一片由改革带来的称扬声中，蒋经国开始进入他的晚年政治岁月，在七、八十年代急剧变幻的台湾社会，扮演起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角色。1975年，蒋经国不出所料在乃父身后继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再登峰极，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从而全面开启台湾的蒋经国时代。所谓蒋经国时代，用一词而概括之，就是“变革时代”。
从蒋经国1979年12月10日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这种变革精神与思路。蒋经国说：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今后当更加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个方面同时并进。同时要求党内有志于改革之士“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似乎是对蒋经国的考验，也是对他的嘲弄，其话音刚落，就传来爆发美丽岛事件的惊人消息。蒋经国发表讲话的当天，《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为纪念国际人权日，在高雄组织市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警、民由此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致街头喋血，上百人受伤，这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国民党与会代表大为震怒，蒋经国亦不免为之沮丧。数天后，蒋经国决定重拳出击，铁腕镇压，批准逮捕肇事首要分子，交予军法惩处。
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结局表明，蒋经国此时的变革仍是站在党国的立场，是为维护一党专制这一政治格局谋求善治而做出的有限政治改进，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有泾渭之别，河汉之隔。但是，尽管如此，不能不看到，蒋经国在处理美丽岛事件还包括此前发生的中坜事件时，比较以前已有很大的变化。当蒋经国接到迫在眉睫的危机报告时，发出指令，派到现场的宪兵不准携带武器，在民众发生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发生枪杀人命的悲剧。这与五十年代强硬的“独裁者”形象有了明显区别。不仅如此，法庭史无前例地公开审理这一事件，媒体得以每日跟踪报道，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悉数呈现在广庭大众之前，也是政治开放的一种征象。
虽然蒋经国对以民主自由为诉求的美丽岛事件采取了镇压，但他取向民主的改革初衷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事件对他毋宁也是一大刺激，让他真实地感受到时代潮流的浩荡发展，看见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心所向，因而引发了他的更深思考——民主自由符合人性向善发展之原则，经过人类社会数百年之演进，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方向不可逆变的时代潮势;专制暴力可以压制民意、维护现状于一时，不可能收服人心、保持稳定于长久;台湾要摆脱内外困境，走向长治久安，惟一的途径，殆为开放政权，实施民主宪政。这一思考使他在获得改革更多自信确认的同时，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
进入八十年代，在台岛内部民主自由诉求更加强烈和外部邦交空间更为狭促(1979年美国与台断交，国民党所受打击不亚于1972年失去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逼迫下，蒋经国加快了改革进程的步伐。他一度传话于美国有关方面，透露其实施包括全面选举在内的民主化改革意图，以图求得必要的支持。85年2月又告诉中央党部新任秘书长，决心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要求组成几个专案小组，针对特定的政改正、负效应，讨论相关事宜，提出应对预案。同年8月，批准提前释放美丽岛事件4名被告，以示当局的温和态度。
只要把目光投向岛外，稍微环顾一下全球，就不难发现，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改革不单是台岛一枝独秀的风景，而是波涌欧亚、潮动拉美的全球性景观。这波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运动，发轫于葡萄牙，接棒于西班牙，连动秘鲁、巴西，波及韩国、台湾、菲律宾，就连海峡对岸的大陆和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苏(联)东(欧)其民主诉求也在大张旗鼓，如火如荼。蒋经国置身其中，立于潮头，感同身受，所受影响，不能不有大者。
可也就在此时，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下滑，糖尿病并发症的痛苦折磨令其感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恐屈指可数。来日不多，情势逼人，这位手握台湾党政军大权、能够决定台湾社会发展走向的经国老人，在进入生命的黄昏时分开始与时间赛跑，作着一生之中最后的也是最具历史价值的政治思考。
1986年9月26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商议公开组建反对党，向国民党发起挑战。蒋经国接获报告，默然不语，随后召集核心高级官员会议，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并指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提出，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当警方呈上一份抓人名单，要求予以逮捕时，蒋经国断然反对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同时告诫人们：“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这样的认识与民主政治只隔之一帘。10月7日这一天下午，蒋经国会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终于掀开这一幕帘，把自己最后的政治思考，也是向台湾人民、向历史做出的最后交代，通过这家世界著名媒体传达给了世人。现任台湾最高领导马英九当时在现场担任翻译，他20年后的一段回忆让人们从一侧面可以看出蒋经国这一思考所带来的冲击影响：“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沈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蒋经国此举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字字千钧，包涵了莫大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解除戒严”，意味着台湾社会将摆脱38年的军事管制而获得自由;“开放组党”，表示着民主政治将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而变得触手可及。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台湾次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政治变革正式启动，民主转型驶入正轨，无一不是在这一天得以奠基与确认。
把一个封闭的一党独大的专制社会引向开放的民主宪政的自由天地，蒋经国的确是在改写台湾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他自己——在生命的晚年完成了从民主屠夫到威权领导再到民主英雄的蝶变，因而成就一生伟业而名垂青史。
我们看蒋经国的晚年政治，就像读欧•亨利迷人的小说。欧•亨利以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尾(surprising end)，打动人心，成为闻名于世的杰出小说家;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顺从民意，一反旧制，迎纳新规，创造历史，成就大业，进入杰出政治家名榜。不妨试想，如果欧•亨利改换一下故事的结尾，那么他大概只会变成为让人读过即忘的一平庸作家;同样，假如没有政治变革这一人生最后的落日辉煌，蒋经国也很可能是浮云过眼的一般政治人物，就不会是台湾民调显示最受拥戴的领导人，也不会有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研究讨论。
蒋经国的晚年政治，也就是他的民主嬗变，从1970年代算起，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累积。在这一演变累积过程中，蒋经国的真实面目，如雾中匡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到了1984年，离蒋经国启动民主变革序幕不到两年，刘宜良(江南)在《蒋经国传》中犹然评说经国“受格局、才具的影响，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因而发出“有生之年，民主难期，宪政难期”的悲观感叹。
这说明，在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在变动不居的转型社会，权动一时的政治人物，不到他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刻，对他的政治评价就不能算是尘埃落地。换言之，权高位重的政治人物，不到曲终幕谢、油彩卸尽之前，人们还不能完全看清他的真实全貌。还可以进一步理解，虽然蒋经国之前释放了不少的改革善意，也行施过很多惠民举措，但某种意义上，那不过是扶专制于将倾的补柱行为，是救党国于危难的善治表现，与民主大义、宪政真谛，还隔以河汉。只有当他走到1986年，当他说出“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时，才是“石破天惊”，破茧成蝶，才是迈出创造历史的民主政治的最关键一步，完成从屠夫到英雄的质的飞跃。
蒋经国的晚年政治无疑堪称现代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迄止今日还没有那位政治家像他那样在有生之年敢于“转身”，成功变革，打破千百年的专制政治传统，将一个一党独大的权力封闭社会引向多党竞争的权力开放的民主社会。在其之后，台湾循此路径，实现政党自由竞选，政权和平交替，社会走上稳定的长治久安的正道。就此而言，蒋经国可谓独步古今，垂范千秋。当人们为之感到惊奇之余，也不禁好奇要追问，他在酝酿、推行民主改革时，尤其是决定解除党禁报禁、开放权力时，遇到党内反对势力了吗?他没想到这样做可能会危及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吗?不怕被指责在葬送党国前途吗?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改革，其实质都是不同群体不同权力或利益的再分配，都会充满艰难与险阻，绝不会是轻舟快渡、波澜不惊、一帆风顺。蒋经国的改革概不例外，更何况它还是一种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换，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权力结构的大调整，所遇党内阻力之大、反对之烈，自不待言。下面一段文字引自陶涵(Jay TayIoy)的《蒋经国传》，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斗争，可以窥见一斑：
“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功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动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老。蒋经国和这些大老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
同书的另一处提到：“‘铁血爱国会’等激进的外省人团体举行集会，谴责反对派人士组党的动作，以血书要求当局逮捕为首的叛乱分子。有些大老向宋楚瑜抱怨：‘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宋楚瑜向蒋经国报告，他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
不难看出，即便做了一年的工作，在国民党常委中不赞同民主变革的意见也还占据了绝大多数，蒋经国似是处于几近孤立无援的境地。极端顽固人士更是不惜血书示威，反对之激烈，可以想见。而蒋经国所以能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力排众议、解除干扰，将改革进行到底;所以能化对手为友朋、变反对为支持，除开一定权威的支撑，妙道在于，他以一种恭谦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争取到党内的最大支持，而绝少那种谈不拢就甩牌的使意，不合拍就瞪目的斗气。这固为经国平和的性格因素使然，又何尝不是老道的政治智慧妙用。当然，同样乃至更为重要的是，这与蒋经国最后的觉然悟道，和由悟道得到的强大信念密不可分。试想，如果不是觉然悟道，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持，没有对当代世界潮流和政治社会发展方向准确而自信的判断，并由此而获得超迈狭隘历史的高瞻远瞩，蒋经国的改革就不可能贯彻到底，很可能就会胎死腹中、半途而废。
这也就同时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蒋经国当然想到了开放组党对国民党执政地位带来的挑战和威胁，想到了民主政治会使国民党会失去执政权力(有人提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经国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甚至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背上党国不肖之子的恶名。但是，正如前已述及，在思想这些问题时，他已有了一种超迈而宏大的历史观，他已不是立于狭隘的一党一派的角度，而是站在全体台湾人民利益乃至中华民族(军事统一中国无望，蒋经国开始思考台湾惟有依靠建立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才可在与大陆的长期竞争中立于不败，进而或达致和平统一)的立场，来审时度势，研判考量。因此，这些在一般党人和政客念兹在兹、以为严重紧要的问题，在已然悟道的蒋经国已不是问题。台湾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福祉所系，才是蒋经国最终的关怀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判断与启示：“执政地位”与“党国前途”这一问题，是限制转型国家转型成功的一道关卡，也是决定领导社会转型的执政者能否成为伟大人物的分水岭。那些囿于狭隘的历史观、念念不忘于“执政地位”与“党国前途”的权力者，由于恐于“危及”与“葬送”，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就是在这一紧要关头止步不前，没有勇气与决心跨过这一关卡，也就无法使改革继续前行，不仅让“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改革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僵局，也使自己丧失建功立业、扬名立万的绝佳机遇。而超越其上，敢于破局，勇于纳新，忘乎“执政地位”与“党国前途”者，必能坚定地跨过这一历史性关卡，把改革带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从而创造历史、成就伟业而名垂千秋。蒋经国就是历史给出的最佳证明。饶有意味的也是历史的深义是，当蒋经国忘乎于“执政地位”与“党国前途”而孜孜于民主变革时，变革的结果，非但没有葬送国民党的前途，反倒是使得国民党的前途从此变得光明正大;也没有危及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使得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在自由的竞选中获得合法的确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蒋经国的民主变革不仅解放了台湾，也解放了国民党;蒋经国不但不是国民党的不肖之子，反而是救国民党于危局的功臣。
从坚决镇压民主自由的屠夫到坚定不移地引领台湾走向宪政法治的民主英雄，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用“蝶变”来比喻蒋经国的晚年政治。前已叙及蒋经国的变革是在国际形势逼仄和岛内局势动荡这一双重压迫下的因应，也就是在外力压强下迫不得已的被动应变，而不是发乎内心的主动求变。被动应变与主动求变，二者过程或有差异，结果没有区别，都是符合民心的皆大欢喜，因此毫不影响变革者的历史地位。鉴于蒋经国晚年“蝶变”所蕴含的重大历史价值以及所昭示的巨大实现意义，最后我们乐意从“不变”的角度，对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之“变”，做一点说明。
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可以称其为一以贯之的属于“不变”的东西。政治家的蒋经国亦当如是。那么，蒋经国晚年政治之“变”中有哪些因素属于其平生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或者说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有哪些“不变”因素持之以恒地存在于其晚年的政治之“变”中呢?考诸经国政治，撮其大要，可简述者三：其一，勤政亲民。“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总统，他走遍全省320个乡镇，不经预告就到一般人家访问，甚至到一般地方小馆子随便吃点午饭。”其二，廉洁清明。小蒋清廉，国民党有口皆碑。仅举一例，以见一斑：蒋经国出任台湾一把手，官方替其购置一辆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可他把新车送给二把手使用，自己仍坐用了多年的别克旧车，于是公开场合就出现一个有趣的景象：二把手坐着漂亮的新轿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一把手蒋经国!其三，平等思想。 “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判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分配为目标。” 这是七十年代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上的一段讲话，与其早年留苏与主政赣南时的主张一脉相承。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一以贯之的“不变”因素，为蒋经国晚年之“变”起到了多大的润滑与促进作用，但这些持之以恒“不变”的实在，增添了落日黄昏“蝶变”的精彩，则可以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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