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光是在今天让我们感觉其地位日益举足轻重，即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位美国重量级政治家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在其漫长而又非凡的一生当中仅仅踏上过一次中国的土地。在肯尼迪那本长达507页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也只有一页描述他参与和中国有关的事务，而他的传记作者们则几乎没有提到过这个话题。这很难让人洞悉其中缘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把一生都倾注在中国事务上的人而言。（编者注：肯尼迪一家弟兄四个。老大约瑟夫（Joseph）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二儿子约翰（John）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三儿子罗伯特（Robert）1968年竞选总统时被射杀；老四爱德华（Edward，常被称为“Ted”，196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接替已经出任总统的哥哥约翰。1969年，他酒后驾车从桥上翻落水中，一位女性乘客溺死，大大消弱了他竞选总统的可能。1980年他曾在民主党预选中挑战卡特，告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的贡献。）

　　1966年至1979年是一段很关键的时期，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的形象有所改观并且正在考虑采用新的对华政策，泰德·肯尼迪在这一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现在也很少有人对此了解或是留有些许印象。他所起的作用有时候在公开场合就能得以展现，有时候则是在幕后悄悄地施加影响。

　　“独行侠”初涉对华政策

　　这段往事以1966年肯尼迪的法律助理凯里·帕克（Carey Parker）打来的一个电话作为开始，他在电话里询问我是否愿意和肯尼迪参议员谈论一下对华政策。肯尼迪比我略为年轻，当时还在参议员的首次任期之内。那一次交谈促成了一系列旨在帮助美国政府（指林登·约翰逊政府）勾勒对华新政策的会议，这是因为当时的约翰逊政府过于胆怯和害怕，无法引导选民消除对“红色中国”的敌意。以共产党1949年赢得胜利为顶峰的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时期美军与中国志愿军之间艰苦卓绝的战斗所产生的影响依然非常巨大。要立即就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任何改变只能是难上加难。国务卿迪安·鲁斯克（Dean Rusk）成了行政部门执行冻结政策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国会听证会以及记者招待会上令人作呕地宣称“我们不断地调整着对华政策”，然而，这一主张却被国务院里某些不够安分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动声色地予以否认。

　　如果要使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出现缓和的态势，我们就必须得指望那些能在1968年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及总统进入领导阶层的人。实际上，才能杰出却又不同寻常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兼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1966年春，他所在的委员会召开了首次公众听证会（此后又召开过数次），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坚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政权仍被视作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一主张。

　　年轻的肯尼迪觉得有必要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并且时机已经成熟。虽然弥漫全国的敌对情绪针对的目标正在转为外界所称的“共产党中国”（这相比“红色中国”的提法已经有了细微的改进），但是肯尼迪的那些马萨诸塞州民主党选民以及全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都为对华政策的改变做好了准备。由于反对美国介入越南内战的声浪越来越高，对华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约翰逊政府力图证明我们加入越南战事的必要性，因为“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亿中国人”正在执行一项所谓夺取整个东南亚控制权的计划，而此举（注：指介入越南内战）可以用来清除这一战争幽灵。

　　在一系列的演讲当中，泰德开始阐述长期阻隔华盛顿和北京的那些关键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折磨着如今的中美关系：在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同时，如何与台湾方面的政府维持关系？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联合国和其他公共国际组织派驻代表？如何处置美国与台湾在1954年签署的用来保护台湾免遭大陆军事攻击的防御条约？美国应不应该在台湾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阐明立场？该怎样保证台湾人民享有民主？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觉得应该忠于大陆或是忠于统治他们的蒋介石独裁政权。

　　肯尼迪在此过程中极少得到过来自政治同伴的支持，只有两位具有独立思维的参议院同事--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共和党人雅各布·贾维茨（Jacob L. Javits）在随后举行的首场富布赖特听证会（Fulbright hearings）上明确表现出了相同的兴趣。尽管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为参加1968年总统选举欲二度赢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而奔忙着）在其1967年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那篇知名文章中略为提到过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但尼克松是靠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积极分子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并没有好好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不管是在竞选期间还是在当选总统之后。

　　开明建言影响深远

　　就在尼克松当选总统之时，由美国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东亚问题学者以及美国前政府官员组成的一家团体正在推广一个名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无党派独立性教育机构，他们此前已经做了两年的推广活动。1969年3月20日至21日，也就是尼克松上任后仅仅两个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了它的首次“全国集会”，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共有2500人参加，其中包括3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商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政府官员，他们在集会中担任演讲者和专题讨论小组成员。此次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得出对美中关系的新看法、新认识以及进行观点交流。”国内外媒体当时也对此次大会进行了广泛报道。

　　泰德是大会的演讲人，所讲内容也切合会议组织者的愿望。他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提出了许多开明的建议，并让这些建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传播。举个例子，彼特·格罗斯（Peter Grose）当时为《纽约时报》撰写了头版新闻报道，其主标题就被定为“肯尼迪公开表示美国应关闭在台基地”，副标题则写着“在演讲中，他呼吁将撤军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一项举措。”首段的梗概最具代表性：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昨晚呼吁尼克松政府彻底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台湾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并在中国建立领事馆，以此作为最终外交承认的前奏。
　　
　　《时代》杂志认为肯尼迪的演讲非常重要，因此将节选内容印了五栏，并在第三页的长篇报道中配发了泰德的照片。文章虽没有解析肯尼迪的推荐方案，但还是着重强调了他提出建议努力打破外交僵局的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他敦促尼克松政府为北京提供“一条清晰且具吸引力的变通方案，以此来改善两国关系目前的僵局。”

　　这次集会特别是肯尼迪的演讲对尼克松政府构成了挑战，而政府当时正开始悄悄地准备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在1968年7月纷纷扰扰的民主党大会上（罗伯特·肯尼迪在前一月遇刺身亡），泰德婉拒了外界劝说他立即争取获得总统竞选提名的建议。然而，到了1969年春，尼克松预计泰德有可能会成为民主党提名人选，并且会对他1972年连任总统造成障碍。不过，泰德当时正试图从罗伯特的突然离世中恢复过来，他好像已经继承了新的责任，又仿佛能在很多方面与新政府进行较量。不管怎样，对华政策似乎正开始成为1972年总统大选的一项主要议题。

　　胎死腹中的中国之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泰德为再次从事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做着准备，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那段暴虐可怖的岁月已经终结，中国也显示出不再与外界隔离的迹象。1970年10月，得益于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努力，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那个年代，美国人被禁止访问中国，而中国官员也不能造访美国，中加建交让中国北美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据点，使她能够更容易地接近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中国指派最老练的外交官及“美国观察家”黄华为首任驻渥太华大使。我们这群关心对华政策改善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开始频繁飞赴渥太华，与黄华进行会晤。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71年10月，北京取代蒋介石政权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而黄华也成为了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

　　1971年春，在尼克松政府私下商议派遣总统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打破僵局的最后细节时，泰德决定要尽快地访问中国。毫无疑问，他希望赶在其他美国官员或美国政治家成行之前抵达中国。我向黄华提及了泰德的期望，他对与肯尼迪在渥太华会面表示欢迎，也想借此相互认识并可以讨论一些能让双方都感觉合理的计划安排。

就在为双方会谈定下日期之前，那年七月有消息宣布基辛格刚刚完成了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并计划安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轰动效应。尽管这条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安排泰德与黄华在渥太华会晤具有价值，而且还可以确定他是否有赶在尼克松之前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在那年九月，泰德和我较为隐秘地来到了加拿大首都，在我们进入黄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之前，保密工作都做得相当好；不过，所幸的是，认出肯尼迪的那名中年妇女并没有将我们的行踪报告给媒体。

　　一来到黄华的办公室，我们便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讨论，焦点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泰德提倡美国应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积极推动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他还是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忘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他不相信由于美国撤销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认可和外交关系就可能致使两岸实现统一，除非台湾绝大多数民众表明这是他们的意愿。当我们催促黄大使为我们安排在1971年年底前访问中国时，他就此要求肯尼迪参议员做出一份公开声明，宣布台湾在法理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应该回归祖国。这样的声明无疑会给北京增添就台湾问题与尼克松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还会将公众压力引到在政府身上，使其承认北京对台湾的领土要求。

　　泰德和我都意识到，如果他对黄华的要求做出让步，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中国之旅在那年秋天成行。值得欣慰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是，泰德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随后向有些失望的大使解释说泰德必须非常谨慎地权衡自己所作的声明，尤其因为他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总统。

　　给关系正常化加一个期限

　　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取得的一项卓越成就，而且也是赢得总统连任的一项绝佳策略。此举将中国问题硬生生地从尼克松的民主党竞争者乔治·麦戈文手中夺走，麦戈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帮助肯尼迪积极主动地寻求新的对华政策。然而，“水门丑闻”让尼克松顾不上在第二届任期内去完成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尽管双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但福特政府在劝说中国就众多有争议的问题显示出一定灵活性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1977年，新任民主党籍总统吉米·卡特重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不过，与北京的谈判甚至比以往更加艰难。中国方面指责卡特政府提出了比其前任更为苛刻的诸多条件。有三个问题特别具有挑战性：(1)在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当中，美国会对台湾的法律地位采取何种态度？(2)在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北京会否允许美国在台湾保留一些诸如领事馆或联络办之类的官方外交代表机构？(3)中国能否容忍美国继续恪守承诺防卫台湾，并且向其政府出售武器？

　　泰德积极推动卡特新政府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的努力。1977年8月15日，也就是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即将动身前往北京重启谈判的前几天，泰德就中国问题在波士顿世界事务理事会（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Boston）做了又一次重要演讲。《纽约时报》评价这次演讲是“一位对卡特政府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所提出的最直率最详尽的建议”。然而，泰德的演讲其实是对卡特和万斯以及中国的一次公然挑战，它传达出双方的商谈应该更具灵活性的讯息。《时代》周刊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肯尼迪呼吁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泰德给出的理由则是在我们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以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保护台湾。　

　　虽然卡特和泰德从来都没有伤过和气，但世界事务理事会的这番讲话肯定还是激怒了总统和万斯。不过，政府内部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在推动他们的领导显露出更大的弹性。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泰德不仅“为万斯先生的此次北京之行呈递了一份明确的'议程'”，而且他还提议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一个最后期限，要求双方“不迟于1978年”互设大使馆。不光如此，他还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含有他各项建议的决议案，并以此来给政府施加压力。

　　“没带来突破”的家族访华

　　万斯的访问事后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是极力将其掩饰成为小有成就。据说，刚刚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对万斯提出的条件大为不满。在这个时候，已身为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向泰德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来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可以携带家族成员一同前往。然而，在那之前，经历过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肯尼迪家族成员均没有获得准许访问中国，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要与华盛顿那些当权派进行合作就会使得肯尼迪访华“太过敏感”。

　　在1977年圣诞节那天，十一位肯尼迪家族成员，两名参议院工作人员，两位来自波士顿的记者和鄙人动身飞赴中国，将在那里呆上两周，接下来还会在日本逗留一周，期间将会晤日本领导人。在与邓小平这场来之不易的九十分钟会谈上以及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泰德都清楚地表明无论在正常化方面的细节上美国的各种提议之间存在有多大的不同，但在普通大众和其代言人那里都有广泛而坚定的共识，那就是必须保护台湾。他在会谈中称，中美两国都必须在设计方案时发挥想象力和引入务实性，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即便中国领导人知道泰德此前就曾差点挺身而出打破僵局，然而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感到惊讶。

　　虽然泰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谦虚地指出“这次中国之行没有带来重大的突破”，但他展现出来的这股积极性无疑为恢复中美谈判起到了促进作用。1978年12月15日，也就是在泰德前一年提出的最后期限范围之内，两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尽管近段时间在中国受到热捧的孔子在当时还被中国媒体斥责为愚昧封建主义的化身，但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达成则是儒家传统的最好体现--通过争议双方相互妥协来解决分歧。

　　诚然，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决定台湾与大陆间关系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打破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之间微妙的平衡。然而，肯尼迪很显然是正确的，在1979年2月那期《美国律师协会杂志》（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上，他与戈德沃特尔（Goldwater）参议员进行了激辩，并且赞扬了卡特总统在成功议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技巧，而泰德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在致力于推动正常化的实现。我们与此相关的各方都应该对泰德·肯尼迪的远见卓识、政治才能和坚持不懈心存感激之情。　

(作者简介：孔杰荣（Jerome A. Cohen）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法研究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并在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