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朗读《大堰河》，1933年，23岁的青年蒋海澄在飘雪清晨写下了《大堰河--我的褓姆》，笔名艾青。这曲激越的长诗成了艾青走向中国乃至世界诗坛的序曲。后来，一位美国学者将艾青与聂鲁达和克梅特并举，称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三位诗人。而在与艾青携手走过近四十年悲喜的妻子高瑛的讲述中，诗人的光环褪尽，留下的全是诗人的本真与赤诚。

鲁豫：采访高瑛老人，是在2003年4月初的一天，就在她家的小四合院里，这天的阳光很好，我和老人就坐在小院的一株盛开的玉兰树的前边，院外不时传来小贩的叫卖声，还有鸽哨声，还有一群白鸽在小院的上空飞来飞去，小院子很漂亮，很舒适，我觉得我面前这位老人正在幸福的安享晚年，以至于我甚至常常忘了，这位老人曾经有过那么坎坷的人生经历。高瑛，1933年出生在山东，1948年，在她就读于哈尔滨行知师范时，第一次从课本上读到了艾青的诗歌《卖艺者》，时隔七年，高瑛从松江省鲁迅文艺工作团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人事科工作，方才初次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在少女时代就已产生了翩翩浮想的诗人。1955年，高瑛正在一段苦涩婚姻的边缘徘徊，艾青也刚刚从一段破碎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然而，两颗心灵间一见倾心的相互吸引，已经在心底滋长开来。

顾虑到自己的婚姻束缚，当大名鼎鼎的诗人艾青从课本上真正地走入自己的生活中来时，高瑛却犹豫了。于是，趁着一次外出郊游的机会，高瑛开诚布公，向艾青表明了自己未满十八岁就嫁给了一位同乡，并生有两子的婚姻状况。

(访谈)

高瑛：我说我结过婚了，当时我看了艾青的表情他是很惊讶的，他觉得是不是我在说谎。结婚了？觉得是，完了我就讲我还有两个孩子，讲了孩子，婚姻状况，讲了，完了这个时候我看他拿着烟在林子里走来走去。这让我觉得他知道我这个情况，肯定就死了心了，对吧？

鲁豫：但其实没有。

高瑛：但是他没有退，后来有一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吃饭要走他楼梯的下面，他就给了我一个条子。他说明天，他就告诉我到春明食品店的门口，他等我，让我就觉得，我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带着我，他说走，到我小妹妹那里去串门去，我说我也不认识，他看我在那儿很拘谨，坐也不对劲！是站也不对劲，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他妹妹家了，离开妹妹家呢，就一直往南走，走啊走，就看到了田野，看到庄稼地了，完了艾青说那边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就从，你看，东铁匠营一直走啊走啊，走到龙潭湖，你看走了多远，你知道龙潭湖在哪儿吧。

鲁豫：我知道。那一次逛完之后当时你应该已经爱上艾老了吧？

高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

鲁豫：当然您可能从心里理智上讲还是要抗拒，因为自己当时处于你那种处境，但是人的心，有时候你是管不住的。

高瑛：我没有抗拒，咱说实话，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我说是我觉得，天意，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种，没得到过这么一种爱，一个男人这么不顾死活，不顾名誉地位，是不是，而且，甚至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都能接受。

停不了的爱让高瑛决心冲破那具死亡的婚姻的躯壳，她正式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申请，巨大的压力横亘在了前方

“她会真爱他，所以愿意作他的妻子，相信他的生活会重新开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中，高瑛用红笔画下了这样的句子。1956年，23岁的高瑛和46岁的艾青在相识一年后，终成眷属，并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未未。好不容易才过上的平静生活，很快又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破了。

鲁豫：高瑛老人非常热情健谈，她的身体很硬朗，就是眼睛不太好，有角膜炎，不能够受强光的刺激，我们在小院里面顶着阳光聊天，所以老人必须要戴上墨镜，透过镜片看不清她的眼睛，让我觉得有点儿遗憾，但老人是个性格率真的人，从她的言谈举止我一样能够感受到她的喜怒哀乐。

1957年夏，艾青因为在丁玲批判大会上的一次发言，被归类到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断受到批斗，8月7日，《人民日报》点名，12月，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从大诗人变成了大右派，在艾青的回忆中，那是一段连人的尊严都没有的岁月，那是一段有很多人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日子，那一段，高瑛支撑着艾青度过。

物逝人非，生活被卷入一个不断下滑的漩涡，高瑛的父亲因为为女婿辩解被打成右派，妹妹也因不愿参与对艾青的批斗而失学，1957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新时代里的寄生虫》，质疑高瑛与艾青结合的动机。1958年4月，在王震的保护下，高瑛随艾青离开多事的文艺圈，带着五岁的玲玲和不满一岁的艾未未，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南横林子的852农场，艾青担任着示范林场副厂长，生活宁静而清苦。

王震是艾青早在延安时就相识的故交，得此知己，夫复何求。在新疆石河子地区落户后，少数民族的热情，边疆建设的繁荣，唤醒了诗人沉睡的激情，艾青再次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诗歌《年轻的城》。

1966年，艾青完成了长篇小说《沙漠在退却》的初稿，生活的风暴却再次向高瑛和艾青袭来，文革开始了。

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高瑛伴着艾青被造反派赶出石河子，押送到了素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的144团，住进地窝子，环境更加恶劣了，艾青反倒坚持了下来，想要看个究竟，他在诗中写道：朝着光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

由于长期营养的缺乏，地窝子潮湿而昏暗的居住环境，艾青的右眼失明了，左眼也严重充血，加上当地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这一切对高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75年5月，为治疗眼疾，高瑛搀扶着艾青回到了北京。经过了冰雪的季节，经过了无数的等待，终于爆开了无数的春的蓓蕾，1978年，艾青以诗歌《红旗》《鱼化石》，重返诗坛，1979年，艾青冤案得到平反，正式从新疆调回北京，后来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颠沛流离。

鲁豫：我觉得最美的爱情，就是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再相濡以沫地厮守终生，我想，艾青和高瑛的爱情就是这样，谈起艾青，我虽然看不到高瑛老人的眼睛，但我相信，那个时候她的眼睛里一定充满着爱情的光芒。

高瑛曾以《藤》为题，作诗一首，“属她最多情，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从1956年的结合开始，高瑛和艾青就再未分开，直至1996年5月5日，艾老去世。

鲁豫：高瑛很喜欢写诗，她的诗很女性，很细腻，但她非常谦虚，她觉得自己称不上诗人，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个诗人，但高瑛却成了个作家，2003年春节前夕，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我和艾青的故事》，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书印了三万册，短短的时间已经销售一空，而今后她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她，写艾青，写他们的故事。

70岁的时候我要为自己唱一支歌，不是欢快的歌，也不是悲哀的歌，是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自己对自己诉说，我曾经遭遇过不幸，渡过地狱般的生活，蒙受过诽谤诬蔑，明枪暗箭也难防难躲。

回眸往事，历久弥新，回忆艾青，死生契阔。院子里那株高瑛和艾老亲手植下的紫玉兰已有十三个年头，每年总会赶在艾老生日前开放，今年也是，繁花依旧。

当灭顶之灾过去，我依然是我，我70岁的时候要送给自己一份礼物，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本书，我和艾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