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蔡定剑教授故去了之后，我在《财经》杂志上有一篇悼文，我讲我跟蔡定剑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战友关系。

　　师生关系很简单。刘星红也好、蔡定剑也好，都是我们学校七九级的第一批的学生。刘星红毕业之后留校，然后离开；而蔡定剑是先离开，最后又回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所以他们两位跟中国政法大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蔡定剑的宪法学基金会能够设在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们培养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宪法学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添上了很大的光荣。

　　为什么我说跟蔡定剑又是战友呢？因为我所搞的是民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私法；而蔡定剑教授从事的是宪法，而宪法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公法。本来是两个比较离得相当远的一个领域，而我们竟然成了一个同壕的战友。

　　那就是我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私权的保障很重要的是，离不开公权力；或者说，私权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侵犯。所以提倡宪政，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障私权的一个绝对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走在一起了。或者说我后来的研究，也更多地考虑到了我们国家宪政的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

　　蔡定剑教授故去了以后，可以说有一种现象，叫“蔡定剑现象”。什么是“蔡定剑现象”？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追思会时候，我讲到这个问题。我说有的人，生前的名声很大，但是死去了以后呢，他的影响不如他在世的时候这么大；而有一些人，他生前并不是很显赫的，或者他的名声也不是特别显赫，但是他故去了以后所引起的社会的震动是比较大的。我说蔡定剑教授就是属于我所说的后者的这个现象，或者我就把这种现象叫做是一种“蔡定剑现象”。

　　蔡定剑是法学家，但是他故去了以后，不仅在法学家引起了震动，而且在其他的领域里面，甚至在社会生活里面，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那么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需要把他的这种引起社会震动的思考和他的现象，应该把它很好总结。

　　那么现在把他的事业，用一个奖学金、用一种教育基金的办法，把它留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可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把蔡定剑在从事事业的那种毅力、这种乐观的精神、这种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这个精神，世代传播下去，是很有好处。

　　我过去曾经有一个感觉，我常觉得，教宪法的人是又容易又不容易。为什么说容易呢？你只要照宪法的条文来讲，那是很容易的，是不是？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因为宪法是一个社会敏感的问题，或者说牵动到体制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宪法开始。而我们的宪法如果不能够改革的话，我们的体制也就不能够得到多大的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宪法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禁区”。

　　我们现在不让提“宪政”；我们不能够讲一些违反人权的重大问题；我们现在讲到“违宪审查”，还没有一个科学的体制；我们现在来讲“宪法诉讼”，还是属于“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宪法要讲起来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蔡定剑教授在宪法的问题上的尺寸把握得比较好。他既不回避宪法里面的宪政的最尖锐的问题，他又能够把宪法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紧密连接起来，这个是需要很高的艺术。也就是说，既能够为现在的当权者所容纳，但是又不能不超越他所容忍的程度。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将来法治的希望就在于人才的培养。不久前，有一个大学让我写几个字，能够做鼓励之语吧。我就写了八个字：“法治天下，人才第一”。“法治天下”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要真正做到“法治天下”，“人才第一”，必须要培养出来真正以法治的观念建构起来的这样的学者、学生，是吧？有了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法治才有希望。

　　我想蔡定剑教授的宪法学教育基金，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在我们国家培养出宪政的人才；而中国的希望将来就在于这些人才的多寡，和他们能不能掌握中国将来的命运。

　　所以，我虽然是搞私法的，虽然也有一个“江平奖学金”，但是我是真正是从心里感觉到，中国的最后的希望在于宪政，中国的希望在于宪政的人才的培养。谢谢大家。

　　（2011年5月12日，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成立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江平教授发表上述讲话，由张志婧整理，陈宝成编辑校对，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先生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