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让这位年轻的体制内历史系教授扬名海内外，重病让他从风云叱咤中急流勇退。他强调“多讲事实，少评论”，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
旁观者高华
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停下来，乍暖还寒的南京，气温陡然下降。下午3点15分，每天极其规律的两个小时午休结束，高华起身下床。
今年57岁的他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但因为重病在身，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校园里了。平常的这个时候，偶有他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来听课。当天因为采访而取消了。
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至今30余年里，高华不断有重磅文章见诸报端，而2000年完成写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世事难料的是，原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华，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转折，这年春天，他被查出重病，治病养病代替治学，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当天高华气色较好，虽然三个小时的访谈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谦和，但说话非常克制严谨，对时局时事的评论，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据。每当一句话一个数字拿不准时，他便直接去书房查阅资料。
这一如他强调的治学态度：多讲事实，少评论。《红太阳》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规则下写成的—叙述历史，而非评论历史。平静的书斋生活他过了许多年，除了治学，从不介入任何社会运动，“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表达在他这里很难见到。
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像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谨慎的高华说自己更乐意做“观察者”，旁观者的姿态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应当推进历史进步。
锐意治史
虽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来探访者并不少。几个月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华。据同行的一位叫刘晋锋的媒体人后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去之前刘瑜与高华并非旧识，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非常喜欢，并且觉得“那位教授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她想让病中的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理解并敬重他。”见面只有半个小时，谈论的话题围绕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展开。
聊到这点，高华流露出开心。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嘘寒问暖，让他有了心气相通的温暖。但是因为病情不稳定，现在每次这样见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轮见面。
研究近现代史的高华，价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张鸣在一篇名为《高华：一杆老烟枪》的文章里这样说：“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普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
自从写了《红太阳》一书后，高华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学体制内的史学研究者，独立的思想以及鲜见的史料，有无特殊来源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回顾治学30余年的历程，恰恰也是高华自身思想由启蒙到升华并最终结出果实的过程。
高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他从南京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罚和服从。这些观点，高华记了几十年，在初读时更是深受震动，让他在思想上顿时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在上世纪70年代近于“暗无天日”的氛围里，他仿佛一下子觉醒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和别人说。”
“只要不太笨，看完这本书，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马上就会有感觉，噢，原来是这样啊。”
在孟氏思想启蒙下，当“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时，主流宣传工具对法家思想的大肆鼓吹，让高华对这个运动的性质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断。此时的《商君书》、《韩非子》已散布民间。“两书推崇弱民，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会劳动，思想要简单。”
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高华目睹过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苏省“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余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得高华和他的弟弟妹妹饱受歧视。1963年，正是因他的这一“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语学校拒之门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现的“向阳院”制度，让高华对“告密”的肆无忌惮有了直观感受。随着张春桥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高华一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脚老太太们活动更为频繁了，她们每天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盯着他家来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高华至今还留有一份《讨瞿战报》。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作品，高华在1968年就读过，瞿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纳闷的是，瞿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个大叛徒?而且一会儿说贺龙是反革命头子，一会又说平反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团越滚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几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这段历史?带着这些疑问，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其他同学热衷于经济、法律等“有前途”的专业时，在第一志愿里，高华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在高华看来是治学必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高华非常认同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中国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一剑
高华至今还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谆谆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及陈寅恪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滴水观沧海”等观点，他都十分认同并奉为座右铭。
1979年，入学未久的高华，读到了周扬的一篇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中，周扬将延安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且冠之以“伟大”。
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动，高华顿时有了浓厚兴致。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学窠臼，并就此写出一本真实史书的大胆想法。
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起来。而真正动笔，却源自苏联解体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旧收音机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这样的内容一遍遍地播放。
“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
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太阳》的写作。
两个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间狭窄，条件很差，四面透风。 白天在房间写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为吸烟甚烈，高华把桌子挪到了厨房。厨房的地上铺满了资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准备在手边，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写，白天先构思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华成了张鸣笔下的那杆“大烟枪”。
“这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一项独立写作”，对于这样一本因为将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而备受关注的书，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从准备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种材料，除了图书馆的借阅，多数是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来购买的。书写出来后，在很长时间里，手稿压在家中，而且因为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也就未觉得失望。最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达成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真的。”高华蜷缩着双腿，边喝茶边说。
关于延安整风，在整理史料时，高华发现，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这一运动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他不但在大陆查阅了目前已开放的几乎所有档案资料，在香港和美国出差期间，他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别，反复研究体会，融会贯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高华颇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少评论，多叙述，这是高华写作《红太阳》一书时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实交代清楚，至于严谨的理论分析，虽然他也认为极其重要，但他担心书中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的判断。
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该书初稿的三分之二，接着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补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
当初的手稿因为交与香港出版方校对，现已遗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卖得不算多，但内地的盗版却大量出现了。“别人说墙外开花墙内香，我倒谈不上因此痛苦，因为一开始就没想出版。到后来能在香港出版，我觉得也可以了，我对历史有个交代了。”
读书开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抓住了几个难得的阅读机会，并由此启发了智慧，高华在学术上的路不会走得这么远。
一边倒茶，一边扶着客厅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来，几乎满头银发的高华，当天兴致上佳，还没聊上几句，就建议带记者到各个房间转一圈儿，看看自己的藏书。
这些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收藏至今的书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陆台湾香港版本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岛、潘光哲、张鸣等友人学者的赠书。此时的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明亮的镜片后看得到他眼神中的开心和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对高华影响至深。虽然，他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恐怖的10年。”说到这里，谨慎的他又停顿下来，给这个判断加了一连串修辞定语。
高华与夫人刘韶洪是中学同学，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时，高华24岁，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学，也当过8年工人。
高华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时，九中搬到郊区的八卦洲，九中图书馆关门，大量图书集中储藏在与高华家不远的一个仓库里。看管仓库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许高华带一个旅行包进入仓库，装满一包书出来，一周以后换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书算不得高级，却比一般中学图书馆要丰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等几个名篇，都是在这里馆藏的旧书报上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的作品，在这时候有了不少接触。旧版的《鲁迅全集》对他的启发尤大。
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涉猎俄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还崇尚高大全的时代，苏联文学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鲜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高华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现在回想起来，九中图书馆藏书是高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有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南都周刊 对话 高华：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有无压力，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其人的?
高华：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历史学有一套意识形态修辞学和写作潜规则。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兴趣。因此，我从不考虑这些禁忌、天条、八股，否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绕不开毛泽东，因为他覆盖了20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中国的所有这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都跟他有关系。但是近30年，没有哪个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做这个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对毛泽东研究及评价，这些年有没有新变化?
高华：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
南都周刊：国共谍战片很热，故事里总是共产党的渗透力强过国民党，就你的研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新变化?
高华：我觉得谍战片有些反讽。第一，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到国民党内，导致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这是事实，我父亲以前就从事这种工作。第二，凡是这些谍战片里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蒙受冤屈，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我们的革命叙事当中，地下党从来都是附属的、边缘的。
说到信仰，那时候的党员肯定是有信仰的，我父亲自己就跟我讲过，他除了留出少量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全都交了党费，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没有去过的延安和解放区充满了想象。
现在的党员肯定功利多了，比如考公务员，规定党员才能录取，那就只能入党了。
南都周刊：从80年代到90年代，独立研究和写作对你来说，是怎样一个过程?
高华：80年代写的文章相对少一点，参加集体项目比较多。当时我个人觉得我写的最重要的文章是《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这篇是我在当时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
其他文章也写过，但是思想性方面，或者个性色彩方面不是特别突出。90年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挣脱出来，当时我最先写的第一篇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在邓正来办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我是他们最早的作者之一。我写了一篇《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1.5万到2万字，《红太阳》这本书里面好多内容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我参加了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写国民党30年代的党治国家这一块，基本上把我对民国时30年代的东西梳理清楚了。
再一个是我婉言谢绝的，本来是预定我写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到成为延安模式的过程，可90年代初那样一个肃杀的环境下，能写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没写。
南都周刊：当代人写当代史，难点在哪?
高华：我们看距今很近的历史，由于资料没有全部公开，只能是一般性地看，可能并不全面，可能会受当下情绪影响。另外，臧否人物或事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这些人有些还在世，或后代在世，这就有很多麻烦，尤其在中国，国外还好一些。
一般来讲，我指导学生做历史研究，最近50年的不写，起码要40年以前的。有的朋友最近的历史也照写不误，我是不写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属政治学或其他学科范畴。
过去我们讲中国近代史，长时间以来只讲到1949年以前。在1930年代，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只能讲到辛亥革命，讲到清王朝覆灭就差不多了，以后的不好讲。国民党一党专政，你讲它的革命、兴起，对它进行点评？作为一个独立学者，见解总会和官方的见解有差异的。
学历史，学文学，学其他东西都一样，没有一定的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是很难的。历史学家除了查看、考证资料之外，最关键的是看问题的眼力，所以我们过去讲这个叫“史识”，特别重要。一些好的历史学家，像余英时教授，他的看法非常深入。唐德刚先生虽然和他们的路子不一样，但点评经常也是酣畅淋漓的，传达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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