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标题：关于中国三次革命和三批妥协的基本思考
【缘起】起兴写这篇文章，是在看了中国驻法使馆为纪念辛亥革命招待的电影《十月围城》之后。那个电影其实拍得很不错。技术上艺术上都十分的精致，可是下了大本钱的，真有大片的架势。 但是说到它表达的思想，则的确要薄弱一些，因为这显然不是它的目标，它的定位定然是文艺动作片。 不过即使这样，它也在思想上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因此才有了本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我受到的最大震动是，片中的武打让我觉得心惊肉跳，而不是痛快淋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呢？这可能是编剧导演的故意安排，也可能是意外。片中最让我触动的不是任何一个正面人物，而是唯一的反派，由胡军饰演的清朝将军阎孝国。 他是清廷派去香港刺杀孙中山的领军人物。 他在戏中的角色，实在太过正面。 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忠贞无二。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鹰犬，他和他的部下不惜赴汤蹈火，确是认定，清廷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孙中山就是“乱臣贼子”。他在道义上并不处于弱势， 他说“那些洋人（支持革命党）绝对没有安好心。”100年后，我们能体会到这句话还真是代表了一部分真理吗？片中安排的为保卫孙中山牺牲的五个侠义之士，都是市井屠狗之辈， 没有一个明白共和大义。 他们都是被那个被动卷进革命浪潮的商人李玉堂用私恩收买，为私义而献身之人。只有那个李玉堂的儿子李重光是为共和大义而自觉慷慨献身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激烈的打斗，就让人看不出明确的正邪之分，怎么让人感觉像是兄弟阋于墙，牺牲得好冤呀？因此我才觉得心惊肉跳，而不觉得痛快淋漓。
我这样去思考1911年的辛亥革命，思考1949年的共产革命，当然不自今日始了。我这样的基本立场，自然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喜欢。期待第三次革命的当今民主派也不会喜欢。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追寻到的真理， 我还是要斗胆地把它说出来。
【破题开篇】
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这第一次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第二次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的第二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似乎一些人一直在期待着第三次革命。他们希望这个革命能够创立一个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我对这三次革命的基本判断是：第一次革命，基本上不成功。第二次革命只有一半成功。第三次革命则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避免。
【初步展开】
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基本不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条件还不成熟。想想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宪政体制，当年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第二个原因是革命前后的若干次妥协（改良）机会都因各种原因错失。
第二次革命只成功一半的第一个原因是引进的马列主义不符合中国历史条件之需要。（说到底共产主义根本就是一个荒谬的主义，它已经随着国际共运的终结而终结。）第二个原因是国共之间成王败寇，还是未能达成可能的妥协。其实中国共产党犯的第一大错是共产（消灭私有制），其次才是领袖专权。幸好这第一个错已经基本改正。第二个错也基本改正。现在要做的是探索寻找一条符合中国传统，又能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了东西方制度优点，又排除了各自缺点的新型制度。
第三次革命可能避免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制度的正确的大框架已经无争议地建立起来，经济基础正在迅速地壮大。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高层合议分权的核心模式（九常委平等合议制度）已经确立。下面要做的是把这个平等合议制度进一步改良并使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自上而下的改良，分权是容易实施的。但一样有风险。（比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前苏联搞的休克疗法就太失败了。把苏俄从中国的大哥，世界的老二搞成了中国的小弟，世界的老十了。）而自下而上的革命则风险大得太多。上面主导，就是改良。如同大禹治水，导之而下，可选择路径，控制速度，只要小心，一般来说，泛滥可免。下面主导，就是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导力量（如第二共和的中共），那就会如洪水破堤，无从控制，实在难有善终。时下在阿拉伯世界展开的各种类型的革命形式，在我看来，连最温和的（比如摩洛哥）都已经过于激进，都已经代价太大。比如逃到欧洲的数万难民当如何解释？不是解放了吗？他们为什么用脚那样投票？中国必须找到更加温和稳妥的过渡转型方式，最好是由上而下的比蒋经国还要蒋经国的独创模式。
【进一步展开】
第一共和很不成功的事证实在太多。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它从头至尾都没有能够建立足够的国际与国内的和平环境。内乱外患从无停息。先是北洋军阀之间打，然后是北洋军阀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然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打，然后与日本打，然后再与共产党打。最后失败退到台湾岛上。
推翻帝制应当是这场革命最没有争议的进步意义。但是取而代之的共和国又是那样的不成气候， 也实在难免让这个最没争议的进步意义也打上了问号。
在民主方面其实国民党比共产党还更有诚意。因为它的政体演变，只有一个既定的向度，就是军政、训政、宪政。而没有第二共和的那个更宏大，又更不切合实际的共产（消灭私有制）目标。可惜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在大陆实施宪政。这些条件在只是在1970年代以后的台湾，在蒋经国统治时期成熟。（主要就是足够的富裕均富，中产阶级的足够成长。）然后才有了台湾的堪称成功的民主转型。如果不是有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发展，其实还可以顺利得多。
从100年后回头去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当时在中国实施真正共和的历史条件很不成熟。比如人均收入，还不及今天的1%吧。比如城市化工业化，比如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比今天低得不可以道里计。而且就在这样的薄弱的基础上，我们还错失了至少三次降低标准，改良妥协的机会：第一次，戊戌变法，由于光绪的软弱，袁世凯的背叛，保守势力的强大而被慈禧轻易镇压。第二次，清末的立宪运动时机太晚，清廷已朽，加上革命党剧烈活动搅局，未成气候。第三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诚意妥协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他却得陇望蜀，欲复帝制。一个和平过渡的良机因他个人的野心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再次错失。
第二共和确立前后也有好些妥协的机会，也是可惜都未成功。第一个机会是国民党在南京主持的老政协。国民党自持强大不肯作足够的让步。共产党最后退出，其它民主党派也大都先后退出。国民党最后成了独角戏。双方都相信自己能在战场上赢。一方战场失败以后，再想妥协已经没有机会。最后失去的不仅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还有一个两党监督制衡，共创真共和的机会。
然后是共产党在北京主持的新政协。那个头开始得真是壮丽辉煌。可惜共产党一党的势力太大，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应有的身份。太过伟大的党，失去了监督，为所欲为，终至酿成那众所周知的连串大错。
我们再从时段上来看：第二共和至今六十余年，实在可以大致地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也不是没有重大成绩，但全局性的错误实在是接连不断。后三十年当然也不是没有诸多严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认定，成绩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
然后从内容上看：限于篇幅，只能尽量简化，把所有事务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部分。前三十年，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一连串的全局性错误。后三十年，在经济方面则没有出现达到类似大跃进层级的全局性的错误。政治方面则失误明显多一些。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显然还没有达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施之久远的体制。大家都说还要改革，但改成什么样，实在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目标模式。大家真的是在那里莫衷一是，说的还是邓小平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至于“绝不”和“不搞”，似乎只是当局中的一部分人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高层的统一共识（起码WenXX就不会同意），更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自觉认可与自愿追随。
今天的第二共和当然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制。由于邓小平的英明果决与主动垂范，中国已经远离了终身制。江泽民任上，中国又建立了一届两任十年为限的最高领导层的限任制度。并且，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内部，大家都已观察到了相当自由平等的合议制。我们甚至观察到不同的常委之间，在各吹各的号，但并没有看到公开的对抗。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内，也已经没有了个人专断。九人的范围内，应当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言论和主张自由。伊斯兰世界那种数十年连任的总统已经不会在中国出现，个人权力的泛滥和疲乏已经受到相当的制度约束。
但高层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变，似乎眼下就到此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个政治局的关系。据我观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则，由政治局全体主动控制/自由选举常委，而是反过来由常委会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协商选定）政治局一般成员。而政治局则会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构成。然后以此类推，由上至下直至政体基层。各层的选举不是没有，但绝不是主导的因素。主导的因素绝对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指定与控制。不过我并没有认为这样就一定不对或不好。我的基本体会是这种至上而下的集权政体与西方的以至下而上为主导因素的民主制度，其实还是各有利弊。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折中融合，尤其是需要一个温和的演变过程。不要搞革命，不要搞休克疗法。
在经济方面的演变，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多半，将来再如何演变，也不会脱出混合经济，私有制占主导这个大框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演变，那肯定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将来的演进路径，显然还有三种可能。一种我把它称作雅典式，或者西方式。另一种我把它称作斯巴达式，或者半西方式，东西方混合折中式。最后一种是东方式。就是说东方几千年一贯制的中央集权制，基本一成不变。
我当然主张第二种东西方混合折中式。也觉得这种可能性一定最大，也一定最好。说得更具体就是我以前已经反复陈述的过渡期间“加权限权折中过渡间接选举强化政协的渐进民主制”，终极模式则是“由行政主导的受到民众和资本两方足够监督的近似罗马新加坡的新三权分立共和制”。这里不再细述。
这条路要成功的关键在于官、民两方之间的足够的良性互动与妥协。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实在官方，在官方足够技巧地放松社会张力。更具体地说，是一方面用现在国家相当充裕的财力去尽快的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就是节制官权的傲慢奢靡封闭等。第三方面就是站在劳工与资本的中间，以公正仲裁者的身份对资本的骄横加以足够的节制。不能像现在这样过度地偏向资本一方。
妥协是这条路要成功的关键词。正如前两次革命不成功和只有一半成功的关键在于没有妥协或妥协不够。革命，尤其是暴力的革命绝不会产生能够成活的民主，尤其不会产生能够健康成长的民主。看看我在《博联社》尤其是《选举网》观察到的激烈的辩论气氛，我就可以判断，妥协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温和的，能够成活的，健康的民主还需假以时日。这些辩论只是发生在虚拟的网络上。如果是现实地发生在庙堂、在议会，我很难想象没有大量的像台湾那样的肢体甚至流血的冲突发生。
【结论】由于当下的中国始终维持着高速的发展，由于社会公平分配方面（主要指社会福利）也在迅速发展，也由于当局表现出的对宏观政局的足够（乃至常嫌过度生硬的）掌控力，茉莉花在可以预见的最近的将来（若干年内）根本开不到中国来。若干年以后的局面当然变数就更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那个我反复陈述的官民两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政治妥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至少是我期待，向好的机会远大于向坏的风险。
【附录】以下是没有写进文章的片段。录此供参考 。
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伟大成功妥协是向私有制妥协。尚未成功的最重要的妥协是向民主制度的妥协。
从战争的角度看，中国的第一共和，没有一天停止过战争。伤亡那是以千万计。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只有文革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武斗天下大乱。有一批其实只能是业余水平的局部战争。死亡以万计。至于后三十年，那也就那众所周之的几天的仅限一个城市的准战时状态出现。 死亡以百计。其它的各类非正常死亡还很多。比如“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这在后三十年应当是完全未成规模地发生过。
成王败寇：有力量妥协的时候，不肯妥协。等到肯妥协的时候，又失去了力量。于是还是妥协不成，只能让赢者通吃。这样民主就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民主就是多种势力互相制衡的把戏。没有多种势力的和平共存，哪里会有民主。
我们要探索的新的路径，其实质似乎在于，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并不轮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须受到足够的监督，必须是足够的透明，足够的流动……总之，这个核心主导力量必须做出一切足够的让步，以交换它的不被轮替，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利益。
咱们先看利比亚内战，如果没有一个强者胜出，那就是索马里化，无政府化，那就更可怕了。这样的局面如果出现在中国，那就是流血千里，伏尸百万。看到国内的民主派们似乎十分地羡慕那里的局面，似乎认为，为了除去专制，这一切代价都值得，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辛亥革命的、共产革命的志士们，不也是向国民这样许诺的吗？100年来，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可是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到来了吗？为什么没有？如果再有一次（暴力）革命，那些美梦就会成真吗？ 我要说的就是，暴力绝对带不来民主，民主只能是渐变改良妥协的结果。
刚看了使馆招待的《十月围城》，正在编辑龙吟诗社的《辛亥革命专辑》，看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高风亮节的人物，回想到他们的千辛万苦，流血牺牲，似乎除了为中国除掉了皇帝，就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进步的事实，实在也是有太多的感慨。 看到第二共和除去了蒋先生的独裁，却换来了毛先生的更为恐怖的独裁， 我心中实在也是有太多的感慨。
看到现在对一切与中华民国，与国民党有关的事物，大陆的慷慨大度，就难免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不是总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吗？那么当初那些血流成河的战事又值得吗？正确吗？或者已成事实，无法改变，那又值得讴歌吗？应当反省吗？
看到现在时兴的红色旅游，看到那红色圣地的汹涌人流，我也明白，第二共和依然拥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 第二共和前三十年的罪过，已经被后三十年的成就弥补起了相当大的部分。 现在普罗大众想的就是买车买房，他们哪里在想革命。
青年人结婚时就必须（全价）买下婚房，这种地球上任何发达国家都不会有的疯狂梦想在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说明什么？ 在我看至少有两点：第一、国民对国家的前途有世界一流的信心。第二、国民自身有世界一流的筹款能力。否则怎么会有那世界一流的住房私有率？
刚才又听说政府官员声称正在制定五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回看在发达富裕的法国的现实。过去的十年，国民人均收入如果不是负增长，正增长也铁定少到不好意思开口。今后五年，国民的最大宏愿，就是实际收入不要再下降。五年收入倍增？那是最疯狂的法国人梦想中都不可能出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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