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远江

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到永乐十年，21年间平阳府净减少20万人，可以确证为全省移民之首。然而，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平阳府下辖的洪洞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87775人，净减少不过5097人。由是观之，盛传北方十余省份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应视为对明初山西大移民，特别是平阳府移民的追忆和演绎而已。

从最初的政治、军事移民到后期的经济大移民，从政府组织到民间自发移民，明朝早期，山西移民一波波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原大地、京师南京，甚至远达云南、海 南。仅洪武、永乐两代，山西一省净移出人口就高达一百万。而这场规模宏大的移民运动不过是明初全国大移民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弥补了中原地区的人口不足，还 为重建中原汉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最终成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史实来源。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从政治移民到军事移民

与历代王朝初兴之时一样，为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朱元璋自明朝建立伊始就开始将各地贵族、富户迁往京师，地处北部边疆的山西也不例外。明初，故元“四大王”长期盘踞山西中北部，威胁着中原的安全。山西北接蒙古，群山环绕，是阻挡草原铁骑问鼎中原的天然屏障，为经略山西朱元璋费尽了心机。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四大王”袭扰大同、武州等地，太原卫指挥使桑桂率军将其击破，在追击中俘获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旋即押送京师南京。此后，明朝调集重兵围剿“四大王”却屡屡受挫。于是，朱元璋决定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大规模迁徙山西北部居民。

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以山西北部“屡为胡虏寇掠”，命指挥使江文迁徙当地居民8238户，39349人前往安徽中立府（后更名为凤阳府）。这是明初山西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坚壁清野的同时，朱元璋继续加紧围剿“四大王”。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大将军徐达擒获元朝官属1323人。同年，骁骑卫兵在兴和、白登等处，俘获王保保所部省院官买纳等43人，左副将军李文忠在丰州，俘获元朝官吏12人，故元王爷兀剌歹自大同来降……按照惯例，这些蒙古贵族都被遣送京师。

军事上的接连胜利，似乎印证了“移民空边”的正确性。于是，朱元璋决定继续迁徙山西中北部边境居民。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命吉安侯路亨等人缉捕太行山潜通“四大王”之人。没过多久，便捕获10400人押送京师。

朱元璋双管齐下，“四大王”渐渐陷入困境。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太原都卫捕获故元刘平章及其所署伪知州薛彦举等24人；洪武十一年（1378年），山西边将捕获故元平章完者不花，随即押送京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大王”无路可逃，遂前往晋王府主动投降，被朱元璋安排随同平西侯沐英戍守云南。至此，山西境内的蒙元势力已基本肃清，山西的政治性移民也基本上结束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人在山西各地大举征兵，前往大同等地屯田。年底，征兵结束，一共征发“民兵”89600人。

在充实了大同地区的卫所后，朱元璋继续向北推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朱元璋命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仅这两次征调，就有十几万山西人移往晋北、内蒙古南部以及河北西北部地区。

尽管这些军事移民大多是在山西境内移动，对山西人口总数量的影响并不大，但也正是这些移民，开启了山西移民潮的序幕。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从经济移民到灾荒移民

政治性移民结束的时候，经济性移民才刚刚开始。

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就曾下令：“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还派人给移民送去冬衣。这次移民的数量不详，由于仅限于无产者，估计规模不大。真正大规模的经济性移民是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的。

这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朱元璋，言河北等地，“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建议移山东、山西百姓到河北等地垦殖。朱元璋批复说：“山东地宽民不必迁，迁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往业之，免其赋徭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于是，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第二年（1398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朱元璋说，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给田凡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洪武三年曾规定北方地区无田民户每人授田十七亩，以此推算，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移民就高达15万人。

随着移民运动的迅速推进，迁出地很快就超出了泽、潞二州的范围。就在这年（1389年）九月，潞州以西的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人得知政府在泽、潞二州组织移民，并且条件丰厚，于是联合当地一百一十六户前往官府应募屯田。消息由户部转奏，朱元璋“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

“移民空边”其实是把双刃剑，朱元璋在切断蒙古军队补给的同时，也给自己军队的给养带来了困难。为此，朱元璋不断增设军屯，向边防要塞实施军事移民。

张从整的主动应募让朱元璋喜出望外，他立即命令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等人前往山西各地劝谕百姓移居河南章德府等地。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李恪、徐礼回京述职。在他们的招募下，前往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据徐泓先生考证，“五百九十八户”显系“五百九十八屯”之误，按每屯110户计算，移民总数应为65780户，以每户5人计算，应有328900人。

截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一月，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山西移民总数已达10万余户，50多万人。加上真定府、归德府、顺德府等地，洪武年间山西移民总数至少六七十万人。

朱元璋死后，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仍未结束。由于靖难之役主要发生在以山东德州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数年兵燹使刚刚恢复元气的河北、山东等地尸骨遍野，荒野千里，与元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解决河北等地人口过少的问题，再次从山西组织大规模移民。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朱棣命户部派遣官员到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核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按朱元璋的制度，按户发给银钞，供其购置耕牛、农具及种子，并特批五年后才开始征税。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命户部从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府州，移民五千户。户给道里费（盘缠）一百锭，口粮五斗。如果，山东、山西移民各占一半，此次山西移民也在1万人以上。

虽然移民次数与移民规模都远不及洪武时期，但据学者统计，永乐时期，山西移民总数仍然在10万以上。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人上书明成祖，要求移民到北京、广平、清河等地，获准。但至此，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宣告结束。

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活动虽已结束，但自洪武初年开始，山西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却一直没有间断。永乐以后，山西自然灾害频频，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移民。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平阳府蒲、解、临汾等州县发生大旱，逃亡河南州县就食者多达十几万余人。

据学者统计，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山西省净移出人口至少一百万。尽管如此，明初山西大移民也并非特例，与此同时江南移民两淮，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山东枣强移民等等……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范围最广、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浪潮，历史上称之为“洪武大移民”。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洪武大移民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朱元璋下令从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征发无田产者4000余户，约2万人，移民至朱元璋的故乡临濠（即安徽凤阳）。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可以说是洪武大移民的开端。

朱元璋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先后从江南移民16万，山东移民9万，山西移民4.5万，河北、江西各移民0.5万充实凤阳府。加上军籍移民18.8万，洪武年间，凤阳府一共迁入移民约48.8万。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从江南（苏南、浙北）移民33万，从江西、徽州各移民约16.6万，充实扬州、淮安二府，又移山西人3.6万至徐州府，加上军籍移民约10万人，苏北地区接受外来移民达80多万。

不仅是皖北、苏北所在的两淮地区，同样的大移民还发生在江西与湖广（今湖南、湖北）之间，史称“江西填湖广”。据《中国移民史》统计，在洪武年间，江西移民到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苏者高达210多万人。

“江西填湖广”发生后不久，作为移民迁入地的湖广地区，又有约80万人移民四川，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第一次高潮。

除此之外，洪武初年，明朝将历次俘获的塞外军民约60万人移入北平及附近州府，而胶东半岛则有数万军籍移民来自四川、云南。

明朝实行军户制度，军属都随军迁徙，由此在辽东、晋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以及东南闽浙、两广地区都形成了数量不小的军事移民。不过，相对于那些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规模移民而言，他们只算得是“洪武大移民”的涓涓细流罢了。在这场全国性的移民浪潮中，即便是移民超过百万的山西似乎也变得稀松平常了。

但是，明朝初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宏大的移民运动？难道仅仅是朱元璋的心血来潮？

事实上，当朱元璋君临天下的时候，曾经沃野千里，人文荟萃的中原大地早已残破不堪了。

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直到朱元璋消灭各路起义军，北上攻取中原，元顺帝出亡漠北，才结束了中原地区的战乱局面。

据史书记载，明朝建立之初，山东、河南等地，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也因连年战乱而人口剧减，田地荒芜。

不仅是战乱，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水、旱、蝗、疫等灾害也接连不断。水旱虫蝗肆虐往往演变为大饥荒，瘟疫也如影随形。对此，朱元璋不禁哀叹：“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岂只是人口剧减，田地荒芜？自宋室南渡伊始，中原汉民就已经大举南迁。随后，南宋与金朝发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拉锯战，战场主要在黄淮地区，导致黄淮地区大批居民的南迁。1234年，蒙元灭亡金朝，主战场几乎都在黄河中下游。此后，元朝与南宋又在江汉地区展开了20年的拉锯战，再次引发黄河流域大批人口的南迁，他们的逃亡直接造成了中原文化的坍塌。

塌陷的又岂止是中原？蒙军用兵四川，兵燹连绵半个世纪，当地人口由1300万剧减为60万，直到元末也不过80万人。此外，元末农民战争中，关中、两淮、湖广等地屡遭战乱，人口损失甚巨，社会经济陷于凋敝。

举目四顾，大明江山竟有一多半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作为一国之君，朱元璋怎能高兴得起来？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太平山西

不过，朱元璋应该不会绝望。当他把目光投向北方的山西，南方的江西和江南等地时，多少能得到一点宽慰。

当元末中原地区饱受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由于地处高原，加之表里山河，中原地区的各种灾疫与战乱很少波及山西。自元末至明初，山西大部地区都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由于没有明朝初年的人口统计，后人已无法准确了解当时山西具体的人口数量。但即使在战乱灾民纷纷返乡，政府已经着手移民中原的情况下，明朝政府的统计数据，依然显示出山西巨大的人口优势。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189.1万，河北人口是189.3万，而山西人口为403.04万，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还多出25万。

若从人口密度来看，此时，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种算法并没有考虑到山西南北的人口分布差异。与晋南不同，元朝末年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屡次杀掠晋北，直到明朝建立四年以后，大同依然是“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的荒凉景象。由是，晋南人口之繁密不难想象。这样一来，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就出现了“地狭人稠生计难”的独特景象，就连朱元璋也意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确实是一个问题了。

与山西相仿，江南地区和江西大部既没有遭受战火涂炭，也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两地本就家给人足，生齿日繁，再加上两淮、湖广等地的战争流民大举涌入，人多 地少的矛盾也就越发凸显出来了。事实上，早在明朝建立之初，随着战争的平息，山西、江西和江南等地就已经有人自发地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徙。

一面是中原、两淮、湖广、四川的过度凋敝，一面是山西、江南、江西的人多地狭，为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朱元璋作出了大移民的决定。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悲喜移民路

事实上，青年时代的朱元璋也曾经沦为流民，对颠沛流离，孤苦无依的流浪生活应该有过深刻的体会。

一棵普通的大槐树，最终承载了亿万移民后代的故园想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

“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凶年讬此身，乐土是何国？追逐惟妻孥，可怜各菜色。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负担不能达，谁知我心亟？裹糗临风餐，蒙尘衣尽黑。日暮宿荒郊，愁吟声唧唧。人生信多艰，无家最可怜。风急走浮云，林空无定翼。逶迤家渐遥，举首望天北。”

明代诗人李松笔下这户贫苦农家来自黄河以北（或许是山西），因灾荒而移民黄河以南，一路上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却不知何处可以安身。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很能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因此在移民问题上，他规定，凡是政府组织的移民，出发前都按户发给银钞，移民路上有官兵护送，到达之后，有官员接待，按规定划拨土地，馈赠农具，并且免租三年。

有了这样的保障，明朝政府组织的移民自然比流民的境遇好了许多。除非半路上开小差，试图逃逸，这类移民应该不会被绑缚，更不会遭受鞭笞之苦。当然，普通百姓雇不起牛车、马车的居多，一路徒步跋涉，旅途劳顿自不待言。

1389年，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听说泽、潞二州正在招募移民，若不是条件优厚，恐怕也不会主动应募。在政府资助下，移民很快便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定居生活。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从经济恢复到文化重建

朱元璋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户口数为10654362户，59873305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全国有16052860户，60545812口。12年间，增加了5398498户，672507口。与人口的增长同步，垦殖土地的面积也不断增加。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万顷（不含西北、东北未定地区以及云贵川三省）， 到洪武二十四年，增加为387万顷。伴随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20809617石，洪武二十三年，增至32278983石，洪武二十四年，又增至32789800石。

何止是人口的增殖，土地的垦辟抑或粮食产量的增加？当朗朗的读书声飘过移民村落的时候，一个全新意义的汉族便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上，一点一点地面目清晰了起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移民中渐渐出现了地主、富农，家道殷实又重视教育的人家开始出现有文化的后代，有的甚至考取了功名，成为官宦之家。

从朱元璋开始，大明王朝致力于中原正统（即儒家礼仪）的恢复与重建。这种努力通过地方士绅的言传身教，很快为普罗大众所仿效，其中修家谱、立祠堂尤为底层百姓所热衷。

按旧制，庶民之家不许建家庙，祭祀祖先也仅限祖父母、父母两代（洪武十七年改为曾、祖、弥三代）。但宋代以来，士大夫私立家庙、私修家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天下臣工皆可立家庙，获准。从此，平民百姓也开始修家谱、立祠堂。

然而，此时距明初大移民已经一个多世纪，最初的移民祖先大多没有文化，几代之后，人们连祖先的名讳、故乡何处都搞不清楚了。然而，修家谱又必须追溯祖先姓 名、故里和代际传承，于是，移民后裔，甚至当地土著纷纷利用早已模糊不清的移民传说，为自己的祖先创造一段历史。数百年后，盛行北方十数省的大槐树移民传 说就诞生在这股民间修谱热潮中。

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分布大致与山西移民的分布相同，以河北、山东、河南、两淮、陕西及内蒙古地区为主。随着山西移民后裔的二次迁徙，大槐树传说也逐渐散布全国甚至海外。

事实上，尽管有不少家谱、墓志言之凿凿，但就洪洞移民本身来说，其规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远比传说中小的多。

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洪洞县所在的平阳府人口总数为1847790人，到永乐十年，减少为1644285人，21年间净减少20万人，可以确证为全省移民之首。而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记载，该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87775人，净减少不过5097人。

一棵普通的大槐树，最终承载了亿万移民后代的故园想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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