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记者体验印度“贱民”生活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李雪报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特派记者詹姆斯•阿斯蒂尔日前深入印度恒河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与村里的“贱民”同吃同住，亲身体验低级种姓近乎原始的传统生活方式。“贱民”深受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之害。

　　五分之一划归“贱民” 种姓制度废而不除

　　故事发生在印度北方邦东部地区一个名叫沙哈伯普尔的小村庄。“内战”了一夜之后，萨拉•帕拉萨德土坯茅屋四周的流浪野狗终于渐渐恢复了平静。现在时间才凌晨5点。萨拉躺在茅屋外支起的一张轻便床上，透过惺忪的睡眼，头顶的树枝影影绰绰。一只笨拙的乌鸦醒来了，发出一声声哀鸣，在枝丫间跳来跳去，弄得枝叶沙沙作响。萨拉从轻便床上爬了起来，在十多只蜷曲着身子睡觉的野狗之间穿行，忙碌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养家糊口，45岁的萨拉做着两份营生。因此，他每天不得不一大早就起床，匆匆赶往沙哈伯普尔集市上的修鞋摊。集市上林立着大约30家店铺，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萨拉因此得了个“修鞋匠”的绰号。他的另一份工作则是剥死牛死羊的皮。每天，他都会蹬着脚踏三轮车拉来动物尸体，将皮剥下来，然后把尸骸扔给周围的野狗。他将剥下来的皮粗略地初步处置一下，就将皮和骨头出售给当地一名交易商。这样他每月可以挣到500卢比(约合11美元)至1500卢比。

　　萨拉家族从事皮革制造工作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印度教规定他的家族从事这一行当。萨拉家族属于制革种姓——印度历史上数十个从事卑贱或“不洁”职业的种姓之一，并因此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贱民”)。最初有五分之一的印度人被划归这一群体。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久即宣布取缔种姓制度。然而，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印度乡村，种姓等级依然森严，尤其在印度北方广袤肥沃的恒河平原上更是如此。

　　像动物一样随地大便 接生也是“不洁”职业

　　萨拉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土坯茅屋里。茅屋四周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人和动物的粪便随处可见。萨拉的妻子苏什拉则从事另一项“不洁”工作——给村里的产妇接生。这或许有些令人奇怪。然而，保守的印度教徒蔑视为他们的孩子接生的妇女。这是因为，接生婆会接触胎盘。

　　雪上加霜的是，萨拉夫妇被当地村民视为外地人。他们于20年前从邻近的中央邦迁移来到沙哈伯普尔。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村里人不会邀请他们参加任何婚礼。萨拉向记者表示，他时刻生活在恐惧中——仇恨他们的邻居甚至会放火烧毁他的茅屋。而在记者到来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在家中款待过任何客人。

　　一名英国记者主动要求留下来，在沙哈伯普尔村逗留一周，体验村里印度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在萨拉看来已经不可思议。而这名记者的翻译，一位年轻的中产阶级婆罗门——印度教祭司种姓的一名成员——竟然与他们一家人分享面包，也许就像天方夜谭了。萨拉毫不掩饰他的讶异之情，他说：“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居然会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人。”

　　秋日的太阳已经升起，笼罩在沙哈伯普尔村绿油油的稻田上的缕缕薄雾渐渐散去。半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传来了锅碗瓢盆欢快的奏鸣曲和儿童的尖叫声。萨拉的小茅屋四周是荆棘灌木围成的简易栅栏。栅栏外的荒地上蹲着两名男子，相距约20码的样子，两人一边友好地聊天，一边排泄宿便。

　　楝树是村庄公共财产 穷人折树枝刷牙

　　这时，一名身穿蓝色格子莎笼和T恤的男子骑着自行车而来，这也是村里大多数村民的统一服饰。他在茅屋外停了下来，支起了自行车。然后爬上了茅屋旁的一棵印楝树，从树上折下一根嫩枝后，就又滑下树来。然后他就在门口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将树皮剥掉。剥完之后，他就开始用门牙磕树枝，将末梢软化成纤维刷，接下来就在后牙和牙龈之间来回刷动。楝树含有一种温和的杀菌物质，因此成为数百万印度穷人的牙刷，甚至中产阶级也使用由其制成的牙膏。

　　刷完牙之后，那个男子盯着萨拉和他的客人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又从中间将枝条劈开，开始用里面绿色的部分刮舌苔。最后，他把用过的楝枝条随手一扔，跨上自行车扬长而去，自始至终甚至没有说一个字。

　　外人看来这似乎极其没有教养。或许，比比皆是的粗蛮无礼的生活方式与优美迷人的田园风光极不谐调。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在沙哈伯普尔村，楝树被视作“公共财产”。不仅如此，村民之间也极少相互打招呼。因此，这一切也就见怪不怪了。

　　种姓等级森严不得相互通婚 恐吓殴打成“贱民”家常便饭

　　沙哈伯普尔村总人口1万多人。在人口稠密的印度北部地区，它只能算一个中等规模的定居点。在这里，村民们主要根据种姓成分分区而居，很少跨种姓进行社会交往，且不同种姓之间从不通婚。

　　不仅如此，村里的“达利特”(印度独立前对社会最底层民众的一种特定称呼，即“贱民”)还经常遭到恐吓殴打。村里共有6个“达利特”种姓群体，其中最大的查马尔群体却也是生存状况最恶劣的。他们是整个村庄最穷困的一个群体。不仅如此，据多位村民介绍，查马尔人还经常遭到其他种姓的欺凌和毒打，其中尤以帕特尔种姓为首。

　　帕特尔种姓是沙哈伯普尔村最大的团体，拥有约3000人。事实上，帕特尔本身也只是低级的农民种姓，在种姓阶梯上仅比“达利特”高出一两层而已。但是，他们却极其恶毒，通过欺压“达利特”来体现自身的优越性。

　　种姓制度的罪恶:较高种姓男子只需几把米就可占有“达利特”妇女的身体

　　然而，在沙哈伯普尔村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下却也有一个超越种姓鸿沟的例外，包括许多穆斯林和印度教男子在内甚至都很享受这一例外。据说，只要几卢比或者几把米，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与“达利特”妇女做爱。而这一切通常发生在日落时分，村民们成群结队地到田野里清洗时。在一次调查中，高达40%的非“达利特”男性对这一远古传统表示支持。而据萨拉介绍，在苏什拉的青春美貌消逝前，他几乎夜夜生活在恐惧中——醉醺醺的帕特尔青年男子在他的茅屋外不停地大喊大叫，向苏什拉求爱。

　　所有这些现状不禁令人回忆起了印度“贱民”领袖安贝德卡抨击村庄的名言。安贝德卡责问道：“除了地方主义的巢窟，愚昧无知的洞穴，心胸狭隘和地方自治主义之外，村庄究竟有何益处可言？”安贝德卡为1949年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被尊称为“印度宪法之父”。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圣雄甘地却认为村庄是印度理想的社会单元。(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