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China’s Army of Graduates Struggles for Jobs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1日
译者：最佳损友（@lawrence2020)

图：北京的一处寓所，这里以其廉价的房租吸引了中国成百上千的年轻大学毕业生。

北京——刘洋（音译）是一名煤矿工人的女儿，她随身附带着大同大学的崭新文凭和钱包里相当于140美元的现金于今年夏天来到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她内心里怀揣着誓不罢休的信念。

初来乍到，她就首次体验到了现实的艰难，她吃力地拖曳着行李来到了奥运村不远处的一处破败不堪的寓所，寓所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闯荡者塞得满满的。

她在此找不到一张床，对粗糙建筑物里的养兔场也没有太留意，可当她闻到一股从四周飘来的废物的味道时，刘洋生气地皱皱眉。“北京并非如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她说道。

图：廖婷婷（音译）和刘洋在她们北京郊区的出租房里。刘洋最终返回了她家乡所在的省份。

通常过去在中国 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顶多也就是读到高中毕业，像刘洋一样的有志大学生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被寄望于去推动中国的经济由劳动 力密集型向白领型转型。1998年，当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宣布了一项高等教育扩招计划后，中国各级高等院校在一年就输送了83万大学毕业生。去年5月， 这一数字则超过了六百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通常过去在中国 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顶多也就是读到高中毕业，像刘洋一样的有志大学生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被寄望于去推动中国的经济由劳动 力密集型向白领型转型。1998年，当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宣布了一项高等教育扩招计划后，中国各级高等院校在一年就输送了83万大学毕业生。去年5月， 这一数字则超过了六百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这是一项了不起 的成就，但是对于一个过分地追求“稳定”的政府而言，这些数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尽管有着强劲的经济增长，但他没有能够创造足够多良好的职位去吸纳 成批涌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承载着父母过高的期望，他们的父母曾为了子女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掏空了银行资产账户去支付被寄予厚望的大 学教育的花销。

“大学基本上没有为学生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中国教育体制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中国政治学家张鸣说道。 “对于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一切只是为求生存。如果在任何时候出现一场经济危机的话，他们都可能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根源。“

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现时的劳动力短缺和吝啬的政府对于调高蓝领工资的疏忽，中国老一辈的农民工——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涌入到工业城镇去为出口企业打工的农村居民—— 是中国经济现在所大量需求的。

但是，在会计、 金融和计算机编程专业类的毕业生现在似乎是严重供过于求，其价值已经极度缩水。 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农民工的平均起薪上涨了将近百分之八十; 同一时期，向大学毕业生所支付的起薪则保持不变，然而，若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他们的工资事实上在下降。

为了形容像刘洋 这样的四处找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中国社会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措词: 蚁族。这里是对蚁族这一庞大群体的数字参考—— 在北京一带就至少有十万人—— 事实上，他们经常迁徙于各个拥挤的寓所之间去安身，只是为了辛辛苦苦地去赚取那点工厂的临时工才能拿到的低薪。

“像蚂蚁一样，他们聚集成群，有时栖身于地下室里，一直长时间地辛苦工作，”在北京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如是说。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增长的危险性后，一直在试图将更多的产业向内陆省份，如刘洋的家乡山西，进行转移，十年前的国有产业的拆分使山西遗留了一大批“贫血”城市。

尽管有政府的努力，去年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的3.3倍还要多。如此差距——加上如上海、天津和深圳之类的沿海城市里惊人财富的诱惑——使大批的年轻毕业生纷至沓来。

“与北京相比，我山西的家乡感觉它像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掣肘了，”25岁的李旭东（音译）说道，他是刘洋的同班同学，父亲是菜贩。 “如果我呆在那儿，我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空虚与绝望。”

虽然最近有些毕业生成功了，但有许多则因为一连串的挑战与失望而深受打击。生活条件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所说的一样，每周辛辛苦苦工作六天之后的可怜假期只能是睡觉、吃饭和洗衣。

但是，许多初入 职场者发现让人更深感挫败的是努力工作也无法逾越的一些障碍。他们的 本科文凭，有些是来自不断增加的第三批的省立学校，并没有为他们在大城市里赢得多大的尊重。同时，作为农民和工人的子女，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润滑剂，就是 人们所说的“关系”或者个人人脉，它可以让暴发户或有政治关系家庭的后代道路更顺畅。

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在脱离青春期的庇护之后，他们很快就碰上了官僚主义的人口管理制度，俗称 “户口制度 ”，该制度拒绝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定登记人口所享有的住房和医疗补贴以及其他福利待遇。

人口增长浪潮已经使20至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加到1.23亿，比四年前增加了大约1700多万。

“中国确实已经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但另一方面，竞争也从未如现在一般激烈，”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如是说。

由于未充分就业 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彭先生建议这些年轻人要么转向到更多的实践职业上，如护理和教师，或者重新调整他们的预期。 “这就好了，如果他们想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他们想要的财富，但若他们还长时间呆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他们就会发现对他们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困难重重， “他说道。

大学毕业生袁磊（音译）是刘洋的大同大学的校友，在刘洋、李旭东和其他三个朋友在7月份抵达北京之后不久正兴高采烈之时，袁磊给他们泼出了第一盆冷水。袁磊数月前就已经来北京进行实行，可现在却还没工作。

“如果你不是官员的儿子或者来自有钱人家，生活将是痛苦不堪的，”他跟他们说了90美分一碗的面条，这是他们在首都的第一餐。

随着灯光熄灭，街上显得人烟稀疏，只有年轻的接待员、收银员和售货员在往家走，袁磊带着他的朋友沿着潮湿的小巷一路走然后走上很不稳定的楼梯去进入到他的住处。房间只有大概一张大号床的宽度，他得与几十个人共享一个脏乱不堪的厕所和一片配有一个电炉的公用区。

在看到这一场景时，李旭东笑了。像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他过去甚至直到那一刻都一直过着有人陪伴与被严格监管的娇惯生活。 “我准备好了到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生活，”他说。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他面临了超出他和其他人预期的更多考验。在数星期里，李旭东曾经常涌向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会场，结果却是两手空空地离开。对于他的金融学位，招聘人员告诉他这毫无用处，因为他是一个在掌控现金和公司秘密方面无法让人产生信任感的“外地人”。

当他终于在一家房地产中介机构成为一名公寓楼盘销售员后，雇主却在先前承诺的薪水上食言了以及因为他没能挖掘到潜在的客户而被每天处以罚款，这样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便离开了。

最终，李旭东和他的朋友得以在一家方便面公司做销售员。最初的工资只有低得可怜的180美元，这还得看他们能否完成所设定的过于离谱的销售业绩。他们穿着印有“老云雪菜牛肉面”的紫色高尔夫球衫，每天工作12个小时，天黑后回到家里就吃一碗方便面。

正值10月的一 个晚上，李旭东坐在他的房间里说：“这不是我想要干的事情，但至少我有一份工作了。”这间房还装饰着以前租客留下的纸鹤，正对着通风道对面相隔60厘米的 邻居房间。房间里唯一具有个人风格的东西，就是用胶带贴在房间前门“提高居住环境私密度”的一幅方便面海报。

由于当月他只销售了800箱方便面，比分派给他的销售目标少200箱，李旭东本就微薄的薪水遭受了重创。而鉴于冬季这个“吃面条高峰季节”的到来，他的老板刚刚将销售配额翻了一倍。

李旭东大声地说出了他的担忧：如果不能赚够钱在这里买房的话，他是否能娶到陪他来这里的高中恋人。现在的中国年轻男性普遍存在这些担忧，他们受到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及要求新郎为新娘提供住房这一文化的双面夹击。“我给自己两年时间吧，”他说，话语中声音逐渐变弱。

到了11月份，压力使其中两位同学放弃了在北京奋斗的打算，其中包括非常坚强的刘洋。自从离开方便面公司，而又没有找到工作之后，她终于放弃了北京，返回家乡。

这样，留下来的还有袁磊、李旭东以及他们两人的女友。在一次晚餐时，他们四人抱怨起了北京人的刻薄、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他们那无聊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们都发誓要坚持下去。

“既然我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尽兴地享受大学生活的那种乐趣，”袁磊如是说。

Xiyun Yang 和 Benjamin Haas 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