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老婆桑菴婆，以其彪悍的气质闻名于世。传说苏格拉底饱受河东狮吼之苦恼。理所当然，会有人质问，为何大哲学家会娶这么个老婆？苏格拉底的学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认真地替老师给予世人一个解释：因为，如果可以成功驯服这位妻子，他就可以驯服其他所有人。而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1899-1973），则更有趣。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桑菴婆的关系，恰恰对应了苏格拉底与雅典的真正关系。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的公民们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处死，他没有驯服彪悍的妻子，更没有驯服雅典的公民们。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这个智慧过人的哲学家，显然没有用智慧去制造甜言蜜语哄老婆，加上他游手好闲，没工作无薪酬，老婆不生气才怪。而他与雅典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没有用智慧去说服雅典的公民们，只是以智慧说出全部真理，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列奥·施特劳斯被人称为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1949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一度成为芝加哥大学青年学生的精神偶像，追随者众多，几年之后，名满天下，桃李丰硕。更引人瞩目的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们，占据了美国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政治哲学教职，布什政府时期，themakingofthestraussian涌现在政府最高层，施派制造的现象颇为壮观。一个整天研究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家，与自由民主的美国最高政治权力奇特的暧昧关系，也令列奥·施特劳斯倍增神秘色彩。古典政治哲学在现今的世界，是否真的有鲜活的生命力？
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回忆老师的课堂，难忘的是这些话，哲学家是一些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人，哲学家是要撒谎的。政治面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离真理很近的哲学家，如果要向世人传播自己的理念，他不能直接说出真理，而是要发展出一套修辞性的言辞，来俘获受众。这种真理有害论，与迪金森的诗歌 《要说出全部的真理，但是不能直说》，非常接近。诗人迪金森说，成功之道在于迂回，我们脆弱的感官接受不了真理过分华美的宏伟，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强光会让人们失明。苏格拉底的悲剧，就在于这位哲学家把希腊人推到了真理的强光中。
让年轻的学生们热血沸腾的，是列奥·施特劳斯毫无忌讳地教授一种知识分子安身立民的策略。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原本是人类精神提升、变得越来越有尊严、越来越高尚和美的通道,所以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还有一句话，是柏拉图说的，哲学天生就是政治的。只要身处非完美的政治秩序中，哲学家和主流价值必然难以言和，与迫害相伴的，也往往就是那些直呼真理而不讲策略的人。因而，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知识分子，最好的保存自己的方式，就是接近政治权力，实施正确的政治理念，当然，要讲究策略，“像用娓娓动听的说明，解除如孩子般的众人对于雷电的惊恐”。
对于目睹过“文革”的创痛，听说过林昭的血书的人们，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尤其是他对知识分子处境的那种生动而充满悲悯的描绘，体贴而亲切。刘小枫、甘阳等当代中国的思想者们一度致力于引入施的学说，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对其进行诠释，不无隐秘的情怀，在中国掀起一阵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浪潮。然而，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罗蒂（1931-2004，施特劳斯的学生，同时也是施特劳斯学说的反叛者），对中国的施特劳斯热表示惊讶，他不认为自己的老师是重要的哲学家。罗蒂坚持，人们应当关注日常生活，追求此岸的幸福，任何现时的不道义，即便有一个符合人性的符合道德的目的地，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暴力。
确实，施特劳斯的“不要直说真理”所包含的那种策略性，强烈暗示出，假如有一个好的目的要追求，政治在其过程中被允许行使违背人道的行为。“9·11”事件发生一年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策划者中即有施特劳斯派知识分子，虽然很多美国人反对发动战争，但是战争还是在政治权力高层的策划下启动了。施特劳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他的精英主义，他秉持的古典政治哲学理念都遭遇了强烈的批判，本来人们最多说他经常批评民主社会，危言耸听，这时，罪名变成了“反民主”。
《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的作者德鲁里，对施特劳斯少有敬意。文中出语刻厉，褒贬甚至带有女性的任性，当然，还有女性独有的敏感和睿智的幽默，自成一格。德鲁里带着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呼喊道：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政治权力托付给那些着了施特劳斯派政治观念之魔的人。我相信，这绝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知道怎么追求女孩子的男人们，都知道施特劳斯的观点，有其实用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平均智识水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道德水平了。人的认知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那么较高的那部分人，要么远离世事烦扰独善其身，要么成为领导者，要么遭受认知能力低的人因其无知而施加的迫害。认知能力高的，即社会精英式人物，从道德上讲，选择站在领导的、统治的那一边，促进社会正义，显然更有道义色彩。必须承认，再完美的社会，也会自然地产生庸众，除非人类的基因不断自我完善。
有意思的是，这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竟然可以从逻辑上去攻击施特劳斯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施特劳斯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必然有着不谨慎、歧义丛生之处。这是一个哲学家最不该犯的错误。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的悲剧，并不表示意外，他甚至惊讶苏格拉底竟然可以如此长久地宣扬自己的学说。这种惊讶，同样地可以放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桑菴婆没有抛弃苏格拉底，这个利用智慧作为懒惰的借口的坏丈夫。德鲁里对此表示愤怒，女学者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一下施特劳斯，苏格拉底这个无所事事的整日思考和推理的男人与他老婆的关系，就是一个哲学家和城邦的关系。问题是，施特劳斯对人类天生不平等直言不讳，那么，在他的安排的序列中，那些注定被统治的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在她看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施特劳斯培养的精英分子须负一定责任，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对民主政治和平民大众的藐视——不能被说服，只能被欺骗。
德鲁里的书，出版于1988年，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她对施特劳斯观念的解读，那种细针密线式的推理反驳，形成了一场理念的有趣反驳。作者自己在书里感慨，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认真地给她回应，此般沉默，让她的评论处于无厘头的尴尬里。在我看来，她的评论确实过火了，略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施特劳斯对民主的批评，实践于《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对“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的探讨上。施特劳斯进行了一番假设，他认为既然纳粹德国政府能够利用专制的单一的价值（尽管是虚妄的），来获得拥护者，那么，反过来讲，假如有一种绝对的善的价值存在于政治生活中，那么就可以促进一个好的政体的出现。“除了人性之外，没有什么比政体更影响生活方式的形成了”，政治理念和治理方式可以确立并养育公共生活秩序，精英人物可以为它提供绝对的智力和道德上的保障，而大众可能会以糟糕有害的理念损害公共生活秩序，就像希腊人对苏格拉底施行的民主屠杀。德鲁里和施特劳斯没有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前者在自由、民主、博爱的语境里，而后者是一个以精英以哲学家的身份感为背景，对社会生活的理性策划设想。
在杨-布洛赫的 《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里，还有一则有趣的八卦：年轻的施特劳斯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遇到年轻的阿伦特并爱上了她，全力追求她，结果遭遇拒绝。后来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闻名于世，施特劳斯也以自己的学说为基石，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但是两人老死不相往来。阿伦特终其一生持这样的观念：政治本身就是造就美德和自由的秩序，其条件是，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充分尊重人的多元性，充分让人在公共生活里发挥自创性和自发性。也许在施特劳斯眼里，阿伦特就是一个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人，他对她怀有深切而隐秘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