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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

时间:2010-11-18 11:37:07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实习生 郜艺 摄影 刘林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意象优美,对现在的小学生吸引力丝毫不减。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 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 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 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 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 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 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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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 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 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 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 《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据《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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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 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 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 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 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 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 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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